我和林新又跑了一段后，她说自己实在跑不动了，我就把她扶到了一个小坡后面，我找了一根比较粗的长树枝，将它弄断，并尽量使断开的一端比较锋利，只能用这种落后的武器了，在这种情况下总比徒手对敌强的多。林新把头压在我的身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用左手抚摸她的头发安慰她，并让她千万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这时我已经听到了山口组人员的说话声，林欣的脸色也好一些了，我扶着她轻声地向前走去——看来狼狗果然失效了，要不早就冲过来了。
2002年11月7日14：10——东京时间中午吃完饭后，我实在是憋得难受，就向老佟请假要在使馆周围转一转。老佟本来觉得我刚刚与山口组较量了一次，现在出门不太安全，但考虑到现在是大白天，而且我只是在警戒森严的使馆区内散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他在准假后仍告诫我要尽量选择有日方武装警卫的地方转一转。
我出了使馆的大门后走了不到三分钟就有一名日本妇女凑了上来，我以为是来兜售的小贩就没理她，没想到她却一把抓住了我，指着我问我为什么非礼她。同时我看见几个穿着日本警服的人冲了上来，他们抓住了我，我告诉他们那女人是无中生有，并出示了我的外交证件，声称我有外交豁免权，但一名警察却一把撕毁了证件，扔进了路边的下水道，然后他们开始向一辆汽车里拖我。一名日本警卫跑了过来，警察出示了证件，说是在执行公务。警卫走开了。我准备进行反抗，但他们人太多，而且一个人已经拿出了警棍，我想起了三十年代时曾有一名优秀的苏联克格勃特工由于在波兰成功地进行情报活动而被波兰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一天在他与波兰人接头时就有几名波兰警察来抓他，这名特工实际上已经销毁了证据，并出示了外交证件，但仍被波兰人痛殴，用重拳打击他的头部，结果造成他脑部严重受伤，回国后成了废人。而波兰政府在苏联使馆的严惩抗议下只是处罚了那几名警察，相比之下，克格勃的损失太大了。
现在我可能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既然外交证件都敢销毁，证明他们是真的想破坏游戏规则了，那样的话对一名中国情报人员下毒手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绝对不能吃眼前亏，我用汉语放声高喊，想让使馆的人听见，或者至少要让目击者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已经将我塞进了汽车。在车里我被带上了手铐，头上被套上了一个牛皮纸袋。然后车就开走了，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糟了，落入敌手了。（未完待续）
第八部分 间谍不会死（二）
作者：74you
第八部分间谍不会死（二）
2002年11月7日14：27——东京时间我坐在一间审讯室里，对面站着两个人——我估计他们是东京警视厅外事课人员，因为公安调查厅是没有拘捕权的。尽管实际上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手段是绑架，但如果真的由此引发外交争端的话，日本方面恐怕还是得首先保证“拘捕”我的机关是有合法的拘捕权的，否则自己就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但即便如此，外交官也是不受驻在国警察的拘捕的，这首先就会使日本政府很被动。
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用流利的汉语问我：“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回答说：“你们非法拘捕中国外交人员的行为是违反维也纳外交公约的。”对方又问：“你是为解放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我又说：“外交官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受国际法的保护，你们绑架我将会给贵国政府带来麻烦。”对方摇了摇头：“你不是外交官，你是间谍。”我说：“有什么证据？”对方又说：“我们知道你为国家安全部工作。”————他没说对，看来他们还不知道T机关的存在，所以就算现在他把一把日本军刀顶在我的肚子上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为T机关工作的。
“就算我是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你们日本警方也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而拘捕他吧，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我在日本从事了针对日本政府的间谍活动了么？”
审问者对他的同伙用日语说了一句：“看来他是国家安全部系统的，可以把他送走了，先给他打一针。”
打一针？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是要给我注射可以使我说出真话的药剂，但不知道把我送走是送到哪里。他出去一会儿之后，进来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我的手脚都被上了铐，根本没法躲避。只能眼看着药剂进入我的身体——现在这个时代里，像《红岩》里的江姐那种在敌人酷刑面前威武不屈的精神已经不起作用了，敌人根本用不着拷打你，只要给你打上一针你就会什么都说出来了。所以许多国家的特工人员都在牙齿里藏上毒药，但我可没有那东西，因为本来我就是来对付黑社会的，没打算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行动，但没想到现在竟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一定要尽力克制自己，和这该死的药剂好好斗一斗。
但奇怪的是，我的反应只是越来越困，困得受不了，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感觉到浑身发冷，想尽力把眼睛睁开却怎么也睁不开，很快，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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