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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社会生活史_宋镇豪【完结】(111)

  ⑦ 《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考古》1976年1期。

  ⑧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又:《殷墟青铜器》,476页。

  ⑨ 常任侠:《古磬》,《文物》1978年7期。

  ⑩ 《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文物》1986年2期。《湖北省阳新县出上两件青铜铙》,《文物》1981年1期。

  ① 《三十年来湖南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占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311页。

  ②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176页。

  ③ 高至喜:《湖南商周考古的新发现》,《光明日报》1979年1 月24日。

  ④ 《殷墟妇好墓》,100页。

  ⑤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⑥ 《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坦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

  ⑦ 《殷墟青铜器》,474页。

  ⑧ 《周礼·春官·小师》,郑注。

  ⑨ 吴钊:《陕西半坡、姜寨仰韶文化埙类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姜寨》,附 录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549~554页。

  ⑩ 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0页,又图版一一○。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31页。

  ② 《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23页。

  ③ 马承源:《商周青铜双音钟》,《考古学报》1981年1期。

  ④ 申斌等:《殷墟青铜铙频谱特征》,《殷都学刊》(自然科学版)1990年1期。

  ⑤ 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考古学报》1964年1期,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和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年10期。

  ⑥ 李纯一:《关于殷钟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年3期。

  ⑦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46页,第377片。

  ⑧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56~157页。

  ② 《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3期。1977年又有出土,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一一二、一一六。

  ③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30~34。

  ④ 《滕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报》第3号,1985年9月26日。《滕县前掌大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38页。

  ⑤ 《滕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同上,1989年,176页。

  ⑥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① 《淮南子·泰族训》。

  ②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以下凡未注出处者,均见前文,不再具列。

  ③ 《殷墟青铜器》,477页。

  ④ 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区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页。

  ⑤ 杨锡璋、刘一曼:《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①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10期。

  ② 《陕西蓝田县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资料从刊》(3),1980年。

  ③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56、336页。

  ⑤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⑥ 《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⑦ 《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31页。

  ⑧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① 《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② 《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草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1期。

  ③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335、336页。

  第六章 服饰

  服饰者,乃人体衣着兼及人体装饰品,属于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把“布帛可衣”与饮食二者,称为“生民之本”①。服饰的实用功能,《释名·释衣服》云:“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风俗通义·愆礼》云:“巾,所以饰首,衣,所以蔽形”,大致可归纳为避寒暑、蔽形体、增美饰、表仪态、遮羞耻等五个方面。

  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揭示着相应时代的文明程度,不啻在直观上反映出人们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而且每以一定的心态、意识、思想和情感的表露为其内涵。

  服饰因地因俗因时而异,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不同季节,有其不同的装束款式。中国古代,服饰虽有开放性的一面,但其中注入的意识,注入的观念,却常常是压抑的和内向的。《礼记·王制》主张“禁异服”。《周礼·地官·大司徒》倡导以本俗安万民,“同衣服”是重要措施之一。“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②,尤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制约着中国古代服饰演进的总体趋势。重共性而鄙视个性发挥,求精神气质而轻款式繁化,长期自然不自然地束缚着中国古代服饰的开发天地。封闭型而略显呆板的服饰之制,其产生的滥觞,实可上推到夏商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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