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至夏商两代，散积沿演而成的具有保健意义的习俗，内容相当丰富。仅就上述所举，有居住惯习方面的，有维护环境卫生的，有洒扫薰燎室堂方面的，有预防流疫的，有克服水土条件而凿井汲饮的；至如饮食保健卫生的药酒之酿、食餐具清洁洗涤、饮食的定时量食；个人卫生的盥浴梳理、净耳、剔牙等等；婚制婚俗上的排除近亲婚配的优生意识、大男配少女；以及注意起居生活的合理和性生活的节制；妇幼保健的改善等等；均无不播及于夏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荀子·正名》有云：“诸夏之成俗曲期（周约）”，其中当容有无数早在夏商已约定俗成的规范社会行为方式的保健习尚，价值和意义所及，一直影响到后世，构成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尚武尚勇
“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①，这是西汉历史文献中对上古社会崇尚和行为规范代变的概括。社会条件不同，崇尚风气固然有异，但人们中广泛存在的那种自发而重复出现的行为所尚，除有其社会性的一面外，还有传承性的一面，况且所谓虞夏商周，社会生活条件并无根本性的差别。当时的政治权衡、社会组织构成的存在，以及经济生产活动等，常直接落实到个人的体魄和才力，换言之，尚武尚勇，“发动而成于文，行决而便于物”①，视行止勇武有威仪而为文，其于虞夏商周基本是绳绳相继的。
传说中的上古时代的一些“圣人”，无不以勇武有为著称。《史记·五帝本纪》有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韩非子·辞过》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荀子·成相》称：“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博士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博物志》有称禹作三章，曰：“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也是以体质的强壮、行动的勇猛为其所赞倾。
三代之王，也大多以勇武为美誉。如《竹书纪年》称夏代“浇既多力，又善走”。称夏帝芬在位44年，“是为祖武，立三岁而东九夷来御。”《帝王世纪》谓夏王桀“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墨子·明鬼下》记夏桀时，“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戏，生裂兕虎，指画杀人。”
甲骨文中有以“武”美称商王，如武唐、武丁、武乙、文武丁等。武唐即成汤，史称其“有功于民，勤力乃事”②，革孽有夏而成为商的开国君主。武丁一称“大京武丁”③，是商的中兴之主，《商颂》有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截其所。”据说武丁在位59年，生前出入征伐，战绩赫赫，有统驭四方，经略天下之体魄和才力。另一位商王武乙，据说在位35年，生前好田猎，也是勇武过人，《殷本纪》记其曾“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商代末王帝辛，也是位体格强壮者，《殷本纪》称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形容他“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
至如周人，《周本纪》称周之始祖“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诗·大雅·皇矣》赞文王“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祖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文王有声》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下武》赞颂武王，言其“下武维周，世有哲王”。至其伐商，能冲锋陷阵，“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①。
周代民风，一如前代，崇尚武勇，《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云：“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戈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虞夏商周社会的尚武尚勇，反映了人们对于体魄强壮和健康无灾以勇立于社会的追求，表明了一种积极的生命价值观。《尚书·洪范》记武王灭商后，询访殷遗臣箕子，箕子讲述虞舜举夏禹，锡禹大法九章，其中有“■用五福，威用六极”之言。“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五福六极，道出了上古时代人们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质朴认识和心中所虑，在人们心目中，视长寿、平安健康、有才力、能活得自在以至老是为有福；所顾虑者，是怕凶灾短命夭折，怕大病小疾缠身，怕体质羸弱低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寄系，差不多集中关注于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恐惧上，构成了当时人们尚武尚勇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基点。
上古人们追求生命有所作为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社会性意义，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进行不懈的探索，努力寻求种种能增强体魄，提高寿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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