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见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2期。
① 严一萍：《释道》，《中国文字》第7册，1962年。
第二节 夏商人口总数估测
一 文献所见夏商人口数
夏代和商代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上之谜，文献中有一二说法，也是无一得实。这里且录两种主要说法，以备一览。
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其云：
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夏全国人口总数有216万。但是像邻、朋、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人数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调查的特点。显然这一种说法是出于后人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其云：
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塗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塗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特别指出“书策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方国林立，在先秦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吕氏春秋·用民》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今无存者矣”；《逸周书·世俘解》云，武王伐商，“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除夏代未必会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国纷立各地，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其三，尽管民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这末三位数都为923，不免荒唐之甚，但从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而不是以户计数，却是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的。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贸然否弃。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口仅1300多人；后众国相兼及人口善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数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汤时有3000余国，则总人口数约为400万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5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全国总人口也才不过1500万～1800万①。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万，夏王朝统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逸周书·度邑解》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所述夏中心统治区的地望，大致只在今中岳嵩山和伊、洛、颖、汝四水的豫西地区。晋西南和陕东地区，是夏王朝的重要统治区，豫东和鲁西的黄河以南地区，是其活动所及范围②。商代不同，其领土辽阔，是“奄有九有”，“邦畿千里”①的大国，《淮南子·泰族训》称商国“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学者指出，这里所言商的疆域四至，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部分地区②。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至今全国已发现的商代遗址或遗迹，至少有520处以上，遍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江西、湖南、四川、内蒙、辽宁等省，与文献所言可相映证。夏代在大大小于商代领土范围内，竟是“诸侯万国”，超出商代两倍以上，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不能不说是虚张附会之言。
《淮南子·修务训》另有一说：“（禹）治平水土，定千八百国”，可能比较切实些，以平均一国人口1300余人计之，则夏初总人口数约略在240万左右。这比商初400万的人口总数，少160万左右。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22～21世纪之交，至公元前17世纪末，在不到500年时间内，人口净增约66.67％，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商初领土扩大而带来的人口增加。
以上仅仅就文献线索所作的粗估。由于近代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夏商考古学上的重大进展，目前已有可能对夏商人口状况作出进一步的深入考察。
二 夏商人口总数的新考察
距今约7000～5000年左右，华北中原地区人口增长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出现了许多数百人聚居一起的大型氏族共同体村落，逐渐改变了原先地广人稀的自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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