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人对于谷物种类的推广播植方面已大大超逾夏代，故其食粮品种也较多。《尚书·盘庚上》有云：“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旧说“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②这至少说明商人是以黍、稷为主食。
从考古发现看，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曾出上炭化黍③。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随第一层人架曾发现谷物一堆，另外在所出陶罐内部的腹底和铜鼎、戈上也有谷物的残迹，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④。在殷墟遗址，据说解放前的科学发掘中还出土过稻谷的遗存⑤。商人种植水稻还可推到更早阶段，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即曾发现稻壳遗存⑥。可知商人粒食品种不单一，特别是同一遗址而有几种谷物出土，正说明了当时食粮的多元因素。
在商代的某些方国，食粮也不限于黍、稷、稻米之类。如陕西长武县泾河流域碾子坡遗址，在一半竖穴式房址的壁龛内发现少量炭化谷物，据鉴定，属于未去皮的高粱（Sargham licoloc L.Moench）。据说这里为周人“后稷”时期，约当殷墟文化二期⑦。可知晚商时周族先人还以高粱为食。
殷墟甲骨文中记有不少粮食作物，品种何属，众说不一，今把较有影响的几家说法列表如下：
上表揭示的困惑点，一是甲骨文谷物类称之同字异体如何确定，尤其是黍、■、来三体的考订，歧见纷出；二是谷物类别与农作物品属如何对号，也是异说多端。但如果不斤斤于名物训诂的旧讼，以直观知识言，粟穗聚而下垂，黍为散穗，麦穗直上，高梁穗直而大，应是识别甲骨文谷类作物的基点。大略说来，学者主张的禾为粟形，去皮是为小米，■为黍形，来为麦之别称，■似田间长高粱形，是可信的。至于■、■，虽为稻类，但品属则不详。商代遗址已出土粟、黍、稻、高粱等遗物，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认识，后世有将粟、黍、麦、稻。麻之类称作“五谷”者，然麻在商代主要作为纤维作物，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织品和成束麻绳①，麻子则用做药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即发现用麻子入药之证①。今以甲骨文和考古材料看，禾（粟）、黍、麦、稻、高粱称得上是商代“五谷”，是商人的五大粒食品种②。
不过，由于商代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之分，谷物也是有贱食和贵重食粮之分的。禾（粟）自新石器时代以降一直是中原地区最频见的主要谷物，甲骨文中禾字又引申为一切谷物的通称，当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的普通主粮之故。麦、稻、高粱在商代的种植量大概不会大多，黍不是贱食。上揭裘锡圭先生文指出，在有关农业卜辞里，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数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说明在殷人心目中，黍是最好的一种谷物，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一般平民平时是吃不到的。据《诗·周颂·良耜》云：“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孔疏：“《少牢》、《特性》大 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即粟）耳。”贵黍而贱粟，至周代尚如之。
黍为商代贵重食粮，极受统治者重视，甲骨文每见商王令臣下或贵妇督众种黍之事③。武丁时卜辞有“贞王往省黍”④、“贞王立黍受年，一月”⑤；省有省视、视察意；立有莅临义，又有置、植之义⑥；两辞均记商王武丁亲往视察黍的生长或黍的种植。黍的农植地名有丘商、商、南（商都之南）、北（商都之北）、敦、庞、龙囿、鲁、■、■、■等等。它辞有记“登黍”，如：
丙子卜，其登黍于宗。（《合集》30306）
辛丑卜，■，酒黍登辛亥。十二月。
辛丑卜，于一月辛酉酒黍登。十二月。（《合集》
21221）登黍与黍登意同。或谓登黍是农事收获后，以新黍先荐于寝庙让祖先尝新①。然考之卜辞，登黍月份唯见十二月和一月，且主要是在一月举行，倒是与“令黍”、“立黍”的种黍月份一月相应，显而易见不是刚收获来的新黍。《礼记·月令》谓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以含桃先荐寝庙。”孔疏：“黍非新成，直取旧黍。”陈奇猷先生亦认为，仲夏之月（五月）黍尚未成熟，所谓登黍，“盖农种黍，以籽种之，余者进之，以为应物之食而已。”②此说甚是。所不同的是《月令》登黍是在仲夏黍尚于田间长生未熟中，商代登黍则是在一月下种之前，但两者均非献祭新黍，而是取旧黍荐于祖先，以求得到未来新黍丰收之祐。
商代登黍所荐祖先，从甲骨文看，有先公上甲、二示（即示王、示癸），有先王高祖乙、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南庚，父庚、父甲、兄辛，还有身份不详的祖先神小丁。登黍一般都在这些祖先的宗庙里举行，如三期卜辞云：
□□卜，彭，贞其延登黍……飨父庚、父甲家口。
（《合集》30345）父庚、父甲家，即祖庚、祖甲的宗庙。这条卜辞似表明，在两位父王的宗庙里登黍后，又继续举行了宴飨活动。祭祖、荐黍求年、饮食三者，己被统治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登进所取之黍，卜辞中有所揭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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