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斝两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的，意味着在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有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
（二）商代的“庶群自酒”
商代人腆于酒，崇饮之风远胜夏代，自王至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则“既载清酷，责我思成，亦有和羹”①，酒食美味为享礼所必具。《尚书·酒诰》直斥商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西周康王时《大盂鼎》铭，记述了“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的史实。《商书·微子》也再三对商贵族统治集团“沈酗于酒”作了自省。至于商未王纣的嗜酒，文献中说法更多。《史记·殷本纪》言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义》引《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说苑·反质》也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的形容。《大戴礼记·少闲》称纣“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酒食醉饱的生活，为有商一代贵族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剧，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
崇饮亦渐泛滥于商代一般平民阶层，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还相应渗透到当时的葬俗方面。据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酒器觚、爵。在总数93g座墓内，出这种礼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铜或铅觚、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编为第八墓区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达89％以上。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毁；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器的陶礼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②。可见，饮酒之风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阶层之中。一些中小型墓，尽管随葬器类和数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低，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爪葛，随葬数量不等的酒器。这反映了晚商王邑寻常平民的饮食尚好。
当然，商代各地的饮食水准既有共性，又与王邑有一定差异。如同一时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为礼器组合方式，其中仅两墓又各出铜爵一个，只占土坑墓数的25％。相反，其余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几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铜酒器随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类的其他青铜礼器，并都出有矛、戈、钺、链之类的兵器，其觚、爵数有一套、两套、三套和五套之别①。可见，前者当属平民中社会身分不算高的，似为中层以下平民；后者应属战士和权贵，包括平民中的上层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贵族。如此看来，这里的中下层平民，只有少数与酒有缘，绝大多数是无关于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间的饮酒风气之盛显得低落得多。但这里的贵族和上层平民腆于酒方面，却又与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进入寻常平民阶层的生活领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发生，唯在相当长时期内限于小部分人范围内，只是到晚商时期才有较大泛滥，其中尤以殷墟王邑为甚。郑州商城城根一带曾发现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9座中仅2座出陶酒器，只占总墓数8％，一座以爵、斝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②。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饮酒现象十分有限，但毕竟已为后来殷人“率肄于酒”开了先河。不过这一现象并非所有地区都呈上升趋势，也有例外。如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二两期总数112座墓中，约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尽管大都有棺，随葬品始终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类的炊食器；还有约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几无任何随葬品。凡出酒器的，几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总数8.9％，酒器组合为四式：
（1）觚、爵、斝；（2）觚、爵；（3）觚、斝；（4）盉；其中前三式均为青铜礼器，后一式是陶礼器。个别墓配有铜鼎、瓶之类，多数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①。显然崇饮之风主要盛行于本地权贵之间，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没有足以推广的条件。
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代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贵族葬制，其随葬礼器从最初时期起，就是“重酒的组合”。曾有学者综合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地商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产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郑州和辉县二里冈期墓葬，随葬觚、爵的套数有一套至数套之别，还必配其他器类，以配鼎、斝组合为常见。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有以象牙觚替代铜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铜礼器种类增多，然觚、爵仍为组合核心，在武丁统治前后，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后器类搭配更趋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形式②。
有学者认为，食器鼎、簋与酒器觚、爵搭配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鼎、簋组合单独存在的过程③。后又有学者据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论，指出这是武丁主政期间铜器组合出现的新变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进行转化，就是武丁对商代礼制的新发展①。然以考古发现论，盒被引进礼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于南方，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铜礼器，（图30）墓葬年代相当中原二里岗期②。江西新干大洋洲新近发现的大型商墓，出青铜礼器50余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壶、豆、带把觚等器物者，其组合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中原殷商时期③。这表明，以“重食”为内涵的鼎、簋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时期有可能直接从南方吸收这种文化因素，促进本身礼制的深层变化。《诗·商颂·殷武》述武丁史迹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有截其阻。”旧注谓：“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④武丁时期与南方地区交通的畅通，为其饮食文化相向反馈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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