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左传·哀公元年》。
① 《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 《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1期。
③ 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年2期。
④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参见李健民：《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又王树民：《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 年。
② 张瑞玲、巩启明：《清醠之美，始于耒耜》，《考古与文物》1990年5期。
③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75～176页。
④ 《三千年前古酒尚飘香》，《人民日报》1987年12月24日。
⑤ 《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8期。
① 《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1年1期。
②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③ 李学勤：《邲其三卣与有关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① 《粹》1223。
② 参见李济，《安阳遗址出上之狩猎卜辞、动物遗骸与装饰文样》，《台湾大学考 古人类学刊》9、10期合刊，1957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又侯连海：《记安阳殷墟早期的鸟类》；均见《考古》1989年10期。
第五节 食以体政
一 饮食心态
饮食心态既是一种消费经济现象，又是一定社会政治形态的投影，错综复杂，但仍有其固有的时代特色。
《尚书·洪范》列“食”为施政首位，直截了当指出，“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其中恐怕也包含着对“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①的政治认识。这是商代部分统治者面对高层次的饮食享受，已能权衡是否铸成国家凶害，不得不有通盘对比上的顾忌或收敛。在此之前，夏代统治者也时有“收夏众”②之举，《夏箴》有“中不容利，民乃外次”③。饮食忧患心态，在夏商少数统治阶级成员中当已有之。
《鬻子》称夏禹“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唯恐“四海民不至”。《孟子·离娄下》谓“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淮南子·修务训》称商汤“布德施惠，以振困穷”，而“百姓亲附”。又有“使毫众往（葛）为之耕，老弱馈食”④。总之，低层社会需求的有限满足，通以高层次享受的有所收敛或让步为对策，也是夏商以来明智统治者“食以体政”的饮食忧患意识的主要举止言行常则。
不过，夏商贵族集团，从总体言并未受这种饮食忧患意识的影响，几乎普遍热衷于吃喝。《尸子》云：“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韩非子·喻老》云：“纣为象箸，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则必荐豹胎；荐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极度追求珍味美器，讲究豪华进食环境，夏商亡国之君所为尤著，难怪连统治阶级少数有识者如箕子都感到忧惧。
以粒食为主的夏商贵族阶层乃至中上层平民，较广泛的美食心态是求食有酒肉。晋南陶寺龙山晚期墓地，大型墓有整猪随葬，中型墓出数目不等的猪下颌①，固然是一种中上层社会的葬制，却多少揭示了当时贵族阶层对肉食的偏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资料表明，礼器组合“食酒并举”，铜、漆饮食器又多重再现了贵族墓主生前的身分地位和美食消费心理。商代更然。河北定州发现的商代某贵族墓地，大型墓出有牛前腿②。陕西泾阳高家堡村发现的晚商几座贵族墓，所出两件铜鼎中尚留有兽骨，鼎下有烟炱，双耳缠有麻布，推测是在下葬时把肉煮好放入墓穴的③。殷墟则包括一些中上层平民墓，也常发现陶酒食器和牛羊腿肉、鱼类随葬④。1976年小屯村北发现的17号一座末流贵族墓葬，墓内有羊腿一支，墓主脚端正前方，并排置三件铜器，左边一件是盛酒之觚，中间一件是饮酒之爵，右边一件是盛食物之鼎⑤。宛然再示了墓主生前斟酌肉食的怡享饮食心态。
作为上层贵显，特注重饮食气派和进食情绪。夏代权贵使用的青铜酒器，大都素而无华，而在用材和器类上显其珍贵。商代青铜饮食器，纹饰和造型独具深意，有助于造成一种威严、神秘的气氛。安阳西北冈第一○○四号殷王陵曾出牛鼎、鹿鼎，内底分别铸有“牛”、“鹿”字，纹饰母题与铭文相应。陈梦家先生曾指出，两鼎铭及其纹饰示意了鼎的性质，牛鼎又大于鹿鼎，表明器制大小与所烹牛、鹿牲体是相关的⑥。山西境内的方国贵族还有将酒器觥制成纹饰繁缛的卧牛型或鼉龙型者⑦。（图31）可见上层权贵之间，或按肴馔品类专配贵重用器，其席面整饬威仪的张扬，进食情绪的巧妙刺激，借助于“器之用”而在心理上得到更多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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