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通干部到科长，又从科长到局长，我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每天想着如何挑选特工，如何培训，如何派遣，我也研究如何有效收集情报，收集情报后如何最好的分析情报，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何在祖国从独立走向繁荣，从繁荣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做好党的顺风耳，国家的千里眼。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事情，更没有时间胡思乱想。直到后来有一天，从二十二岁就嫁给我，伴我走过半个世纪，当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伴对我说：“你大概不会思想！”我才悚然动容，我不是不会思想，我只是太用心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是忘记了如何去思想。
我当时看着老伴，笑着说：“哦，那你说说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伴满面皱纹地笑着说：“早上我们去上班，晚上我们回到家，吃完晚饭，我们在西苑里散散步，回来后你继续看文件工作……，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就是这样工作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没有时间干其他的，没有时间想其他的。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过那次我安慰老伴说，等退休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只属于我们两人的晚年了。
于是先退休的老伴就默默地看着我工作、默默地在我身边等着那一天的到来。等我最后超龄退下来，老伴已经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在美国定居，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老伴陪着儿子进入我的书房，说找我商量件事，她说儿子一家打算到美国去求学，但由于年纪不小了，办起来不容易。儿子知道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想利用这个关系办理到美国的签证。老伴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是想让我帮助孩子到美国的，她知道我当时手里主管着至少两百家在美国的中资公司，只要我签个名字，什么样的美国签证都可以办到。
我当场拒绝了，告诉他们，我的父母到美国是组织派遣的，回来时是撤退，为了保密，这些旧帐都不宜再翻。如果儿子要去美国，应该自己想办法办理。后来我私下又告诉老伴，不管人家怎么做，我绝对不会利用派遣间谍的特权让孩子到美国去。听了我的话，他们母子俩就自己去想办法。半年后，我有一次问儿子办理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如何。
儿子的话让我震惊。他说：太难了，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在美国使馆门口通宵达旦地排号，可是还没有轮到。轮到我还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
“有什么通不过的，不就是留学吗？”我冷冷地问。
“你哪里知道，我是去留学，可也得美国人相信呀。在他们看来，我们中国学生都是想移民的。”儿子说，“不过现在想移民的也太多了。”
我听后很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是真不知道，还是其实已经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又或者不愿意想这件事？我想起了自己和父母一起跨过罗湖桥的情景，耳边又回响着那急促的“咚咚咚”的声音。
儿子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签证，前往美国波士顿留学。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生活一开始过得很艰难。老伴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好在孩子有出息，毕业后就获得了绿卡，几年后已经开始自己创业。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申请美国国籍了，他们一家人会在美国住下去，孩子声音里透露出的兴奋让我沉默不语，孩子大概也感觉到，最后说：“爸爸，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以前在国内整天就是政治，特别是和你这样的父亲在一起，你都快让我们成为政治动物了。除了政治、民族和国家，我发现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在你心里找不到位置。为了换一种生活，我选择离开中国。到了美国，我们果然找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活得很轻松，也许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也没有我们的民族，所以我们不为国家民族在生活，我们只为自己生活，在这里，我们不用担心政治错误和政治迫害，也活得很自由，如果我现在回国，一定不适应了。我喜欢这里，我们一家人都喜欢这里。我觉得办理来美签证时所受的辛苦和气都值得。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快三十了才过来美国，如果能够早一些，生活会更加美好的。我甚至想，爸爸当初为什么要回国，如果一直在美国，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爸爸，你多次告诉我，五十年前你从美国回到中国，从此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同样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那天我气愤地摔下电话后，老伴过来安慰我好久。她说得也有道理，这孩子从小就缺乏和我的沟通，长大了，他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不喜欢他说我回来错了之类的话。我回来错了吗？虽然我有很多彷徨，而且后来从工作中接触的机密材料上得知，建国初期匆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华人华侨，有超过半数的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死即伤。另外的一半也大多精神受到创伤，一蹶不振。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认为回来错了，而且，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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