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手里的纸条，百感交集。周局长说得有道理，我决定低着头不再反驳。看起来我已经无路可走，一日不找出真相，郭青青就得到处东躲西藏，我也会受到怀疑，同学们可能还会一个个接着出事。可是周局长说得对，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只能把目标锁定在郭青青身上而无法采取其他行动。看起来，我只有采取行动，还自己清白，还郭青青自由，阻止那个邪恶的家伙对老同学的陷害。我必须--------
我抬起头，正好和周局长意味深长的眼神碰上。
周局长嘴角带着微笑，盯着我，长长叹了口气，“你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的。你如果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或者有什么新点子，就直接打电话告诉我吧。不过，这里说清楚，在我找你之前，在我明确交代你任务之前，无论你做什么，都和国家安全部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再冒充国家安全部特工招摇的话，外面的警察不会放过你，我也不会原谅你，听清楚没有？！你走吧， 记住出去时抬起头， 不要一付垂头丧气的样子，哪里有一点国家安全特工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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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父母家，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我的那件小房间里仍然留存着郭青青或者阿华的气味，也许那气味永远都无法完全消除。父母家的气氛也并没有让我稍微安慰。母亲一直把每天三顿饭作为人生大事去计划去准备，她最大的喜悦就是看着父亲和我狼吞虎咽地吃掉自己精心做的饭菜。我想今天去帮妈妈一起煮饭，坐在那里的父亲轻轻地拍拍旁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下。我犹豫了一下， 坐在父亲旁边。
“阿华走了？”
我点点头，父亲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叹气，然后我立即警觉起来，父亲要想和我深入交谈时往往就是从唉声叹气开始的。在中学时，父亲经常以唉声叹气作为开场白，然后深入浅出地告诉我，如果我不拿出悬梁刺股的劲头拼命学习，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我不会种田，也没有生产队愿意接收我，按照国家政策，我只能接父亲或者母亲的班，就是退休顶替，父亲是教师， 我不好好读书是没有办法顶替的，母亲是公社的接生婆，“也许你可以顶替你母亲当一名妇产科医生-------”想想要一辈子面对张开的血淋淋的大腿，把一个个沾满鲜血的小生命扯出来，我就不禁浑身颤抖。就是在这种恐惧之下，我才拼命学习，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然而自从父亲把我送上北去的火车之后，记忆中父子两人的交谈越来越少，有几次还是不欢而散。那时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过程中，我必须把父亲的影响从自己身上一点点消除。以前在我心目中，父亲不但是最慈祥最伟大， 也是最勇敢最值得信赖的。那时只要牵着父亲的手，无论多孤独，多黑暗，多可怕的地方我都无所畏惧。父亲总是一 言不发， 牵着我的手微微颤抖，我却无犹无虑。可是随着年纪的增加， 我感觉到当时父亲牵着我的手是因为害怕在颤抖，我也更多记起父亲当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低头认罪，任人宰割的。自从我心中永远住进了张志新这样的英雄后，我就已经不再就生活中的问题困惑与父亲交换意见。现在父亲突然问起阿华，并且伴随着一声叹息，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侧耳倾听着来自厨房的瓶瓶罐罐碰撞的声音。
“ 你妈说，阿华总是要走的，那姑娘简直好得有点不真实。” 父亲说。
我苦笑了一下。接着听到母亲在厨房哼唱一首半个世纪以前的小曲。
“可是我告诉你妈，你的问题不是人家真不真实，”父亲停了一下，“你的问题是你根本就不想结婚。”
从厨房传出了母亲的自言自语。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气，我想说，也许我的问题就出在父亲总以为自己比我自己更加了解我的问题吧。如果当初不受威胁，现在当一名乡镇妇科医生，整天检查不同女人的阴道，也许并不一定就比现在过得差。我忍着没有说，只是盯了父亲一眼， 想让他快点把话说完。
“你不想结婚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什么？” 父亲反过来盯着我。
母亲自言自语却并不是胡言乱语， 她围绕主题，例如她会把自己要作的事先象唱歌一样说出来，然后一路做下去。在家乡，母亲这一辈人一个个离开了， 所以母亲目前没有交往的人，到了广州这个外乡， 母亲不象父亲一样会普通话， 无法与人家交谈，不久后就开始自言自语。父亲告诉我 ，这样也好， 可以防止母亲得老年痴呆症。
“我没有什么好怕的。” 我说。父亲又叹口气，我有些烦躁也有些生气，我反过来问父亲，“我真的没有什么害怕的，倒是你一直害怕，可以告诉我，你那时为什么那么害怕吗？”
“ 哪时候？”
“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你总是第一个坦白，总是让造反派抽打你。我一直在想，如果你说我害怕什么，那也应该是继承你的吧。”
父亲低下头，好象不想回忆，不过沉默一会后，他抬起了头。我看见父亲浑浊的眼睛心头一紧。这时父亲 缓缓地讲起来：
“其实，我从年轻一直到你出生哪里想到过死？更加不用说怕死了。你是1965年出生的，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说以前历次运动我都被卷入，可是政治直觉让我感觉到文化大革命才是空前绝后的。你妈妈和我两地分居，她是赤脚医生，住公社卫生所，需要经常出差，所以你们兄弟和姐姐就跟着我住在学校。那时你姐姐八岁，你哥哥五岁。我由于出身不好，加上作为教师本身就是一种罪，所以经常被造反派欺负。我想了，当时我有一些选择的，例如我可以加入一派投身到火热的文革斗争中。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读完《毛选》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是少有的几个真正理解文革精神的人吧。加上我身体强壮，块头大，只要我选对派别， 我还是可以大展身手的。不过那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我得打人，甚至杀人。就算可以避免用棍棒杀人，我的笔也一定会致人于死地的；还有一个结果就是，万一我选择的造反派输了，那我就有可能被人家打死。我自己倒也无所谓，可是如果我被打死，或者坐牢了，你们兄弟俩和姐姐会怎么样呢？於是我选择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派。现在说起来好象容易，可是在那个年头要保持中立也是不容许的呀。 於是今天这个造反派赢了，把我拉去批斗一番，明天那个造反派占领了学校，又把我推上台批判。有时他们折磨我，让我跪洗衣板，有时让我跪在碎玻璃上。我也是人啊，天生火气大，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都暗暗下决心，‘老子拼了，和你们同归于尽’，我块头比他们大，打死一个没有问题，多掐死一个老子还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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