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二强当然没有想这么深，不过他知道自己虽然来自农村，出身农民，但既然进了城市，找到了象样的工作，那现在就不是农民了。在中国，农民是一个特殊的奇怪的阶层，虽然有九亿人，可是几乎是沉默得有时好象并不存在的九亿。在电视上，呼吁重视农民的不是衣冠楚楚的政协委员，就是西装革履的人民代表，而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写出让人心情沉重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的是住在城市里的作家而不是农民，给总理写信诉苦的人也是基本上脱离了农民主流的乡干部。农民队伍中出现过很多优秀的人，但他们之所以优秀，都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农民，他们现在都是远离农村的城里人了。当农村的父母敲锣打鼓的欢送儿女考上大学时，他们高兴的是那走掉的大学生儿女再也不会回来了。报纸上宣传的发家致富的农民也大多是早就移民到城市做起生意的前农民。所以，自古以来，农民成为推翻暴政的工具，成为抵抗外辱的主力，也成为造成有中国特色的主要原因，可是他们本身是沉默的，很多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的。
殷二强就属于农民中的优秀份子，但是在省城最大的监狱当主厨并负责伙食管理的二强现在已经不认为自己是农民了。六年前，当时家乡地区的区委书记王忠于力排众议，决定修建通过二强家所在村子的二级高速公路，殷家几兄弟的房子和田地都被征用了，兄弟各分到了一笔钱。带着这笔钱，兄弟三人流浪闯天涯，哥哥到温州，花光所有的钱偷渡到法国去了；弟弟闯海南，花光所有的钱，换来一身梅毒。他自己则来到省城合肥，千托万托，找到已经成为副省长的原区委书记王忠于，花光所有的钱，得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合同工。得到工作的前两年，二强拼命发扬光大农民的优良品质，埋头工作，少说话，多干事，很快从省城监狱的帮厨提升为主厨，然后又从主厨转成正式合同工，成为监狱里厨房的二把手，负责除采购以外的诸多工作。当然，采购的工作是轮不到他的, 那可是大有油水的工作。别以为殷二强老实巴交的，其实内心可是比城里人还机灵。每天负责六百多犯人的伙食采购，不出两年就可以在家乡盖个三层楼小洋房。二强表面上每次看到一把手去采购累得满头大汗时都假装傻瓜一样心疼地问候一把手，内心却别提有多羡慕人家呢。不过当大厨不到一年，二强就发现城里的好处了，各行各业都可以捞到外快，就看你脑子灵不灵活。就拿给死囚做饭来说，我们国家实行人道主义政策，死囚在处死前可以自行点菜。当然大多死囚这时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况，口齿不清，或者话里都带着哭腔，无法理智地点菜。于是，二强就仿照报纸上看到的美国一位专门为死囚做饭菜的厨师的做法，特意制作了两本死囚最后一顿晚餐和早餐的菜单。
不久前，那位美国死囚厨师还写了一本叫《死亡菜单》的畅销书，把死囚们喜欢吃的饭菜一一例出来，并写上他自己取的别具一格的菜名，例如什么“毒针番茄汤”、“脑汁排骨面”、“火药三文治”、“死亡汉堡包”以及还有“绞刑卤鸡脖”、“电烤活乳鸽”等等。强本着从善如流的本性，马上也搞了一本这样的菜谱，当然名字很好听，例如什么“嫦娥奔月拉面”、“牛郎织女三鲜炒饭”、“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萨饼”以及“天仙配剁椒鱼头”，二强的菜单和美国死囚厨师的菜单虽然都让人联想到死亡，但是一个残酷，一个凄美，这点充分显示出中国农民殷二强的纯朴和把人道精神注入中国特色的新“拿来主义”精神。
这是二强的优点，不是这里要说的主题。刚刚提到二强上任主厨不到一年，也在死囚们最后一顿晚餐中发现有利可图。原来死囚的家属在死囚最后一顿晚餐前都会想方设法找到负责最后一餐的二强，找到后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请求二强把食物做得好吃一点，最后还会塞给二强一些钱。二强是在没有办法拒绝的情况下才收下的，说心里话，拿不拿家属的钱，二强都会把最后一顿饭菜做得可口的，但有什么办法，那些死囚家属好象只在二强收下红包的情况下才相信二强。二强觉得很无奈，第一次隐隐感觉到城市人的复杂与悲哀。小费一般都有好几十块钱，你想安徽这最大的监狱一个月要枪毙多少个犯人，这样瓣指一算，就知道二强的经济条件已经不是一般的了。有时遇到一些家属，他们会塞一小包药粉给二强，请他务必混进最后一餐饭菜里，他们解释说是去痛药粉，为的是让犯人被处死时感觉不到痛。也有家属说是镇静药，为的是让犯人被处死时形态自若。他们这样给药粉的时候还会额外塞给二强好多小费，拿到额外小费的二强没有啥疑心，只是后来有一次他观看一个吃下这种药粉的犯人被处死的实况后，产生了怀疑。原来那个犯人本来很怕死的，可是那天吃下最后一餐后直到执行死刑之时，他不但有说有笑，手舞足蹈，有时还壮志豪情，颇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慨，搞得二强纳闷不已。后来才从一些城市同事那里得知，原来那些死囚犯人家属给二强混进饭菜里的不是什么去痛药，也不是镇静剂，而是高浓度的毒品可洛英，犯人吃过后会产生幻觉。虽然是什么幻觉二强不知道，但大概就是上天堂的那种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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