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兼党委书记还告诉我，关于这个消息的公开报道是香港的《星岛日报》，时间大概是2004年初。我接着问院长，除了靠‘切除’脑细胞拯救吸毒者外，我们国家还有没有用类似的手术帮人们改变思想行为什么的。院长的答复是否定的，他说，这个设备目前全国只有四五家医院有，不可能还有医院可以做。另外，吸毒对人脑的影响异常明显，其他的不良行为，例如暴力等对人脑造成的影响不明显，所以没有可能靠目前的方法治疗。不过他不排除未来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脑袋上打洞，然后切除我们不快的记忆，消除我们不良的习惯，或者增加我们对美好事物的渴望程度，从而可以激励人们努力奋斗---”
“那样说是没有那回事了，就是使用这个方法让政治上反动的人顺服？”大卫田急切地打断问。
烟雾人咳嗽起来，停下后盯了一眼大卫田：“院长还告诉我，在香港《星岛日报》刊出这个消息后，医院接到了很多电话，大多是吸毒者的亲人，但也有些其他人或者组织打来的电话。例如美国一个人权组织打来电话，关心我们这样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这我们可以理解，并邀请他们派人到医院来，我们可以实地解释给他们听。可是《星岛日报》报道过后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了问题，就是香港的一些小报报道了莫须有的消息，说由于奥运会逼近，中央害怕有些人捣乱，于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送到广州一家医院做脑部切除手术，让他们‘恢复’成温顺的‘正常人’。那些报纸不提哪家医院，我们自然也犯不着出面澄清，不过后来有些人权组织打来的电话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公开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干这样残暴的事，我们只是觉得莫名其妙。
“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听到了这个谎言，并且好象还证据确凿的样子，你不觉得好笑吗？老同学！”
大卫田不安的扭动着身子，没有说话。这时，烟雾人又开口了：
“这是你报回给我最让我坐立不安的消息，所以我专门去详细调查，希望我的结论可以消除你心中的疑虑。你知道我已经不是国家政府的人，没有必要为他们保守什么机密，特别是这样的机密，所以你应该相信我。
“至于另外一些你从中央情报局看到的‘中共的暴政’等，我完全可以现在就给你解答。中央情报局情报说：中国是一个监狱国家，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牢，也是死刑执行最多的国家。可是你听我说，成千上万的罪犯对于13亿人口的国家显然不是夸大而是缩小了。事实是，按照人口平均数来计算关在监牢里的人，美国是世界第一的，才是当之无愧的监狱国家！中国象美国一样并没有废除死刑，以绝对人口计算，中国确实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这是事实。但是只要对死刑执行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就会发现死刑的执行在中国是相当慎重的，几乎百分之九十是有命案在身的，另外的百分之十则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包括那些大贪污犯。这些年中国没有处决过一名异议人士或者政治思想犯，当然这不能包括那些企图颠覆政府，颠覆国家并造成了损失的罪犯。
“你还提出，美国指责中国的监狱犯人的人权被严重侵犯，证据是他们过得‘连狗都不如’饭菜极其差劲，不是每天都有肉食供应。还有更加严重的指控是所谓中国的劳改产品，美国政府以及一些人权组织在中央情报局收集的情报支持下，指控中国政府强迫监狱犯人劳动，却不付给他们劳动报酬，而把这些劳动产品出口到西方国家----。我想，海鹏，你离开中国不久，我就长话短说吧。美国的人权组织早在八十年代就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盯上了中国的监狱，中国政府当时积极配合美国当局和一些人权组织，协助他们派来的人员参观了中国的监狱，当然不排除当时我们提供他们参观的监狱是条件比较好的。这些美国人发现监狱犯人一天只有一顿是供应肉食的，于是他们大惊小怪起来，认为这样犯人的营养不够，于是他们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捐款给监狱，以提高犯人的伙食待遇，这个要求被中国当局当场拒绝了。我想，海鹏，只要用脑袋想一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中国当时贫困人口超过一亿五千万，他们大多人一个星期都吃不上一顿肉，可是美国老爷们以人权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为关在监狱里的罪犯提供一日三餐肉食，你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政府接收了美国的捐款，为了迎合美国的人权要求，大幅度提高犯人伙食，会有什么结果？”
烟雾人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大卫田乘这个机会小声说：“那结果就是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会争先恐后地要求搬进监狱里去住。”
烟雾人好象没有听见，吐出烟雾，继续说：“我们得承认，美国虽然也有穷人，可是大多数人过得确实比较富裕，前几年的统计说，美国人养一条狗的年费用平均三百二十五美元，这就是说，美国人的狗的生活水平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高。所以，当他们在报纸上声称‘中国犯人的生活不如狗’时，他们说出了部分事实，但你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就是你的认识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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