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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学问_冷成金【完结】(35)

  过了十多天,楚王驾崩,李园叫人报告春申君,春申君一进宫,李园就命武士围上他说:“奉太后密令,黄歇谋反,理当处死。”就这样,春申君遭了灭族之祸。

  宫廷里真是充满了骇人听闻的阴谋,一个普通的人、正常的人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其实,也不必大惊小怪。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宫廷。妓院在社会的最下层,唯钱是图,连皮肉都出卖了,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宫廷在社会的最上层,唯权是从,连灵魂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道德信义可讲?宫廷与妓院,虽处社会的两极,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阴谋政治,如果能把这些阴谋“曝光”,放在光天化日之下,置于大众眼前,也许会使今人清醒一些,起码少一些所谓的神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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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武力开国与暴力固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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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四十个朝代,其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此语者,可谓意寓深长,对中国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了!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盖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至于第三点,则是作长远计,为子孙谋划。

  关于为子孙计,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可以给出绝好的说明。在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明太祖像

  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见了,惊慌万分,连忙把怀里的一卷东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这卷东西,展开一看,是负子图,不觉大恸,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责。原来,当年朱元璋同陈友谅大战,以二十万大军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形势非常危急,马皇后背负太子作战,终于战胜了陈友谅。事后,朱元璋让人绘成负子图,以纪念这段艰难的历史。多亏这张负子图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则,太子便有一百颗脑袋,也是保不住的。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帝王要除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其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到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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