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清这件事后，雍正帝认为盐商赴县钤印封引，徒滋纷扰，无益稽查，如果免去这一周折，乱收费现象就会自动取消，商运也可避免阻滞。于是，雍正帝下令盐运归盐政衙门负责，没有必要用该县印信钉封，这就在根本上杜绝了对盐商乱收费的现象。
雍正帝的取缔规礼、严禁乱收杂费制度的出台，是对整顿吏治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完善了清朝的吏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第五章 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重农务本，裕国安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历史上所有政治家都通晓的道理，而雍正帝则在此基础上又将农民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雍正帝看来，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不仅工、商者不及，而且不贤良的士大夫也不及。为示奖掖，他授予勤劳俭朴且有能力的农民八品顶戴。这一改革举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它绝不显得荒谬。雍正帝借用此举不仅奖励了农民勤恳的作为，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倡导了淳朴的民风，维护了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利益，这在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
四民之业， 农为最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雍正帝也继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农本思想，他将封建帝王对农业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雍正帝认为： “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他十分清楚作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重要作用性，同时也为当时出现的人口繁多、垦田有限、粮食不足等问题感到担忧。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了许多大胆的措施，其中有沿袭前人的，也有自己的创见。
雍正帝执政伊始就说：“稼穑为生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它皆不足恃。”“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兼收倍获，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欲家室宁止，治不可得。”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庄稼是生命的关键，农业是君主们按天意养活百姓、安邦定国的根本之所在，离开它人就不能生活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做帝王的人就是受上苍之命，指点老百姓种田养家，以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为此雍正帝提出了重农务本、裕国安民的重要治国方略，倡导“导民务农为第一要政”。一句话，就是把“农业”放在国家众多事务中的首位，高度肯定了农业是国家强盛根本之所在，指出了改革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发展农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裕民强国。
他谕令地方文武官员，凡有关农业问题，事无大小，都要随时奏报。以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为例，该月全国各地官员共具呈206件奏折，其中有26件是关于雨水、粮价、年景收成、水旱蝗灾、垦田治河等农业方面内容的，对此雍正帝一一审阅批复。在雍正帝的指示下，苏州、杭州、江宁三地织造，将当地的阴晴、雨水、风向等情况逐日记录，月底汇集成该月“晴雨录”，于下月初一日呈报皇上，以便雍正帝了解地方详细的气象情况。三地织造官员虽迭有更换，但具报“晴雨录”这一法定的公务终雍正一朝也未间断。凡地方官员调补赴任，或钦差大员外出办案，沿途各地年成米价诸情，均须认真采访呈报，这在雍正朝已成定例。
雍正帝还常常根据农业生产时节，告诫官员进行防范。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雍正帝通过内阁大学士传谕山东巡抚岳涪，详谈了蝗虫的产生与预防问题，命他严防蝗灾。雍正十年(1732年)春，鉴于雨雪欠缺，雍正帝谕令各省督抚大员：“地方雨泽之有无，播种之迟早，务期悉心访察，先事图维料理，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倘有玩忽隐饰等弊，一经访闻，必当严处。”
雍正帝每当得到地方风调雨顺、灾除年丰的消息，总是欣悦不已，喜形于色，常在此类折子上留下“以手加额览焉”这样的批语。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山东巡抚黄炳奏称，山东济南等六府秋禾畅茂，官民鼓舞欢欣，谨采取双穗瑞谷，转达进呈。雍正帝高兴地批道：“今岁四省之丰收，实出望外，朕不胜庆幸之至。”
在有关农业奏折等方面，雍正帝反对官员笼统含糊乃至虚假不实的奏报。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颁谕：“向来各省督抚奏报年岁收成，皆云几分至几分不等，似此未曾分别清楚，未免蒙混，此后须细加分别，如一府之中，九分者居十之几，八分者居十之几，照此类推，据实奏报，使朕可以详悉收成分数。”雍正九年(1731年)六月，河北总兵范毓奇为邀皇上欢心，虚报地方“甘霖大沛，万姓欢腾”，雍正帝严厉斥责他：“似此粉饰捏奏，未知汝具何心？若如此不诚实，则汝为负朕之人矣。”雍正十年(1732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曼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地方雨水一直充足，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帝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冬雪露足，春夏雨水亦甚均调，麦收分数何得薄减？二者必有一不实处，明白回奏。”从中可看出雍正帝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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