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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家雍正:反对利益集团实录_梅朝荣【完结】(63)

  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噶尔丹策零侵扰哈密。当时岳钟琪屯兵巴里坤,因冬春积雪,不宜出战,一直按兵未动,留意防守。得知准噶尔进攻哈密后,遂分兵截击,并命石云倬赴南山口等处切断敌人后路。石云倬对岳钟琪的军令不以为意,行军迟缓,到达南山口时,被击败的准噶尔军早已脱逃而去。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改组西路军营统帅部,命查郎阿署理宁远大将军印务,调汉军旗人、贵州巡抚张广泗为副将军,护军统领阿思海为前锋统领,管辖满洲兵,侍郎武格为扬威将军,统辖巴尔库尔满洲兵,副将军刘世明统领巴尔库尔绿旗兵,并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

  此时,噶尔丹策零亲率大军由北路大举犯边,振武将军傅尔丹在乌孙珠勒迎战,大败而逃。准噶尔军越过杭爱山,长驱直入,先后攻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喀尔喀等地,抢掠了喀尔喀策凌的子女及牲畜。策凌为和硕亲王、额驸马,闻报之后割发誓天,决定反击。策凌亲率二万蒙古兵,半夜包围毫无准备的准噶尔军营,并会同顺承郡王锡保夹攻敌人,挥军斩杀敌人,敌人四处逃窜,被击杀万余人。噶尔丹策零率残部拼命逃跑,策凌紧追不放,并命人报知驻守拜达里克城的绥远将军马尔赛出兵截杀,谁料马尔赛竟不出战,擒获噶尔丹策零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战争胜利后,雍正帝大赏策凌,赐号超勇亲王,授定边左副将军,屯兵科布多,经理军务。雍正帝以贻误军机罪处斩马尔赛、李轶于军中,削傅尔丹公爵和官职,留军营效力,又以锡保调遣失宜,怯懦畏葸,罢靖边大将军,派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

  噶尔丹策零大败后,无力发动进攻,遂派人请和。雍正帝深感财政耗竭过甚,再打下去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决意议和。雍正十二年,派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到准噶尔议和,并为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蒙古划分游牧地,欲以阿尔泰山梁为分界线。策零要求以杭爱山为界,阿尔泰山为其牧地,后又派遣使者进京,改求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界。雍正帝命策凌与他商议,策凌同意以此为界,但要求准噶尔人不得越过阿尔泰山。雍正帝采纳策凌意见,噶尔丹策零又不满意,和谈相持不决。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半年,鉴于双方形势有所缓和,雍正帝下令两路撤兵,北路留蒙古兵、满洲兵,筑城于鄂尔昆河,屯田防秋;西路则用绿旗兵,驻哈密、巴里坤。到乾隆四年(1739年),双方几经反复,始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游牧不得过界东,喀尔喀游牧亦不得过界西,并答应双方互市,允许噶尔丹策零派人进藏煎茶,但限制其人马数量。

  雍正帝此次用兵虽屡屡失败,并且决策也有一定的失误,然而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是扼制了准噶尔的发展壮大,使其不能干预喀尔喀、青海和硕特和西藏的事务;其次,震慑了噶尔丹策零,策零出兵喀尔喀,虽然胜利了,但最终退去,终不敢留在这里,最后还得以阿尔泰山为界;第三,雍正帝在喀尔喀西北部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辖治阿尔泰山东边的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营造了科布多城,使喀尔喀人更加依赖于清朝政府,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车臣汗垂札卜请求给予俸禄,雍正帝欣然接受;第四,为乾隆时期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清朝后期著名思想家魏源讲到清朝经营西北、西藏问题时说,“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道出了康、雍、乾三代的各自贡献,相当中肯。总之,雍正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有其成效,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一章 增强贸易,管理外交

  增强贸易,管理外交

  在对外政策上,雍正的改革是谨慎的。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证江山的稳固和人民的安定。而对外开放、对外开展贸易则容易导致社会动荡、民众不安,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为此,明朝的统治者和康熙朝以前的清帝都曾实行海禁,一度中断了对外贸易往来。雍正帝即位后,审时度势,斟酌再三,在一定范围内解除了海禁,使得沿海民众摆脱了流离失所的境遇,同时也增加了税收,充盈了国库。为了加强对外商的管理,雍正帝还制定了严格的外商管理措施,实行海关引水制度和稽查制度,同时逐步改善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

  商夷同制,鸦片禁行

  雍正初年,清政府仍沿袭康熙末年的海禁政策,但是却对广州实行对外开放贸易的特殊政策。广东历来是外贸中心,明万历年间,代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的专司机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即有“广东三十六行”之称。

  在对外贸易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人是行商,又叫“洋商”、“官商”。行商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行商在康熙年间组织公行,经过向政府申请,获得允许后,负责对外商的贸易。雍正初年洋行名为“十三行”,“十三行”实际上并不只十三家,雍正王朝时就有四五十家,“十三行”作为当时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特区。朝廷对洋货行商人的准入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十三行”,成为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

  十三行被外国商人称为清政府经营对外贸易的广州制度,就贸易自由化来说,虽然有其垄断保守的负面影响,但在当时中外商人彼此隔阂、语言不通以及外商不了解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体制的情况下,广州制度使行商成为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对于当时以广州为中心市场的贸易全球化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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