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中，充分发挥了行商的重要作用，达到了以商制夷的目的，同时以官制商，官员通过征收关税协调管理贸易活动中的商人，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收入。在限制外商的过程中，雍正帝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雍正帝对西洋人的活动非常警惕，极大地防止了侵略者和清政府内部一些腐败分子的勾结，避免了社会动荡，保证了清朝统治的稳定。尤其严禁鸦片贸易更是很好地保护了国人，遏制了鸦片贸易蔓延的趋势。所有这些措施既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保证了清朝的安定。
废弛海禁，对外开放
明朝时期，鉴于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为了更好地管制国民，明代曾长期实行“片板不许入海，寸货不许入蕃”的海禁政策。清政府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在初年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制度。
清廷正式全面推行海禁，是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当时的规定是：“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次年，又令沿海各省督抚申饬所辖文武官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不许片帆入口”，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同时颁布了“迁海令”，在沿海制造无人区。
清初的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妨碍了正常的海外贸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引发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因此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康熙帝亲政以后，在沿海地区设置界栅，严禁人民“透越”，违者处死的规定在一些地方实际已有所松动，有的地方逐渐“开边”、“展界”，允许内徙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乘机请开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以开海禁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们出海贸易。次年（1685年）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和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管理对外贸易事宜，从此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和东南亚诸国往来贸易频繁。但是不久，清政府发现，每年出海船只千余艘，“回来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最终决定停止南洋贸易，不许人民继续前往，此即第二次海禁。第二次海禁虽然允许中国商人到日本经商，即所谓“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还明确规定“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不在禁止之内。
第二次海禁之后，沿海一部分出洋贸易的人失掉了往日的职业，无法生存。对于这一点，广东、福建官员看得很清楚。雍正帝刚刚登基不久，两广总督孔毓珣上奏建议取消禁令，允许商人出海贸易。雍正帝交廷臣讨论，隆科多坚决反对。雍正帝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没有决定。雍正二年，再次讨论，廷议结论是仍然实行禁令，雍正帝此时也产生了倾向性于海禁的意见，他从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重农抑末”的思想出发，错误地认为，解除出海禁令虽然可以解决部分人的衣食问题，却不利发展农业和社会的稳定，他特别担心居留海外的民众归来后会怀有不轨之心策动反叛。因此，他对孔毓珣说：“料理地方一切事宜，当于远大处熟筹深计，凡出一令举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无害方好，不可只顾目前小利，对将来有害。”又说：“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
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秋季遭遇大灾，四年春天时青黄不接，各地出现抢劫米店等民众运动，福建人民要求降低米价，巡抚毛文铨不允，愤怒的群众打破巡抚辕门、砸烂了巡捕官的轿子。邵武府建宁、汀州、上杭等地都出现抢米、冲击衙门、罢市等严重事件。四年，闽浙总督高其倬上奏，他认为福建地窄人稠，百姓无田可耕，以致很多人成为盗贼，要想弥盗，最好为他们筹划谋生之路。开海禁，允许人民出海进行贸易，不失为消除人民反抗的一个方法。海禁一开，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当头舵、水手，一艘船就可解决近百人的生路。有的人反对说：运米出口，中国粮食将更短缺。高其倬反驳说：怕开禁大米出口，食粮越发不够，其实外洋产米地方甚多，粮食不会成为大宗出口物品。还有的人说：中国船只出海，船只多卖给了外国人。高其倬又反驳：外国人的船只既大又先进，而中国的船只小，外国人得了也没有用。同年，福建巡抚毛文铨也上奏提出：“往年开洋之时，洋船到厦甚多，各省商客无不来厦贸易，税课充溢”，“自禁海以来，税课几乎无收”，他建议开放海禁。
在沿海官员的一再请求之下，在沿海各地民变动乱的形势下，雍正帝经过反复权衡，于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原则上同意了解除海禁的建议，命内阁把康熙年间办理外洋事务的成案编成《海洋事宜》发给高其倬，让高其倬与福建巡抚常赉、广东巡抚杨文乾会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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