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
生活很是落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
的家庭原因，或者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
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
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
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
我真正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
静角落里一间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
精瘦的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
纸术的创造发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
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置信
的是，这位纯朴、憨厚的老头曾经是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悲壮与传奇、
泪水与欢歌构成了他六十载风雨征程的主体色调。时间回到1957 年5 月17
日，中国《工商经济报》发表了一则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
刻、铜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 月8 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
后，次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
工作区——八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
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
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
整的有彩绘陶钫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
件。更重要的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
纸张最早的国家。据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 年）中常
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
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
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
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
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参
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
坝桥发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
“? .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
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
明纸的发明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 年）
中常侍蔡伦所造，显然和事实不符。”
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年仅24
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
古研究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
究室的戏剧创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
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
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 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
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
体，争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
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
于一个25 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
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
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 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
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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