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为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之能获得作赋各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Loewe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１７８年到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诏书４４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这样接二连三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１９年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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