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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_黄仁宇【完结】(14)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Twitchett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400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找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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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14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室”,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28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始参与的邓禹,24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21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23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询“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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