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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_黄仁宇【完结】(55)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此,明朝16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在南宋。1183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规恢于绍兴之间(1162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1173年)为邪”,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1188年谏孝宗:“陛下即位27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12世纪至13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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