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暗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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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战火中，秦始皇陵遭到了极大的浩劫。项羽入关后，以30万人发掘陵墓，宝器一月未能运完，最后付之一炬，大火一连三个月而不灭。后来，一个牧羊人因羊群跑进项羽部下所挖开的始皇陵洞穴，便手执火把进洞搜寻，从而又引起洞内一场大火，地宫内的建筑全被烧毁。五代时军阀温韬以筹饷为名，又进行了大规模盗掘，陵中珠玉宝物被洗劫一空。 据《汉书》载，建元二年，也就是即位第二年，汉武帝开始为自己营建“寿宫”，一直修了53年才竣工，等到武帝死时，陵上栽的树木已长得可以合抱了。陵墓高12丈，深13丈，墓室高1丈7尺，四门埋设暗箭、伏弩等机关，以防被盗。在开始营建的同时，迁各地富豪27万人到陵区居住。司马迁就是这时由夏阳搬到这里的。西汉末年，赤眉军占领长安时，曾“破茂陵取物犹不尽”，其实在这之前，陵墓早已被当地匪兵盗掘过了。 为省人力物力，同时也防被盗，唐代帝王陵一开始就采用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海拔1188米的九峻山为坟，凿山建造而成。史料记载，这一葬法是由李世民的结发之妻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先李世民而死，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尚需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实际上这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不过借皇后之口提出而已。在他为长孙皇后所撰碑文上就曾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 我们今天看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这两处以山为坟的陵寝，其气势之雄伟，连秦始皇陵的硕大封土也难以与之匹敌。至于防止盗掘，昭陵却未能逃脱，唐亡后军阀温韬率兵挖掘，曾运出金珠宝器无以数计。看来李世民并非真的“薄葬”。唯独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至今没被盗掘，大概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门有很大关系。 唐以后的诸家皇陵，大都有暗箭、弓弩、毒气之说，但多数还是遭到了后人的洗劫。至于盗掘中这些暗箭、弓弩、毒气到底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了多大作用，官方史料并无记载。只有一些野史叙说了盗墓者的详细盗掘经过和暗器的厉害，但这些实不足为凭。即使近代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乾隆、慈禧陵墓的详细经过，也是众说不一。何况假设陵墓地宫中果有暗器，也早被孙殿英的炸药包轰毁，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当初万历皇帝修建定陵时，不会不知道历代帝王陵墓大多数被盗的事实，陵墓的具体负责者也一定读过《史记》和《汉书》之类的文献史料，对诸陵中所设暗道机关，自然明白。既如此，他们就不可能不在地宫中作些防盗的器械设备。而中国历史走到明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经升起曙光，这一点，从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所率的庞大船队可以得到证实。这时要在地宫中设置防盗器具，秦汉的弓弩利箭被更加科学的先进武器所替代，大概已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定陵的地下宫殿到底有什么样的先进暗器？这个谜团久久地困扰着每一个发掘队员的心。
一张发黄的白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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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夏夜，闷热难熬。沉寂的定陵园内，由于各种传说和金刚墙券门的出现，蒙上了一层恐怖、神秘的色彩。晚风掠过，夜幕中的松柏发出嗡嗡的声响，听来那么遥远和古老，似从地宫深处传出的鼓乐，阴森可怖，神秘莫测。 灯下，发掘人员仍在分析地宫的情况。随着讨论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渐渐揭开—— 明朝的建立，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帝王的葬制也由元代“其墓无冢，以马践柔，使之如平地。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重新恢复为山陵墓葬形式。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和他的子孙都希望后代永远成为帝国之主，从远古流传的“风水”之说，再次在本朝兴盛起来。明十三陵的修建，其“风水”依据主要来自东晋文人郭璞的《葬书》。“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流水之远离。”因此，玄宫内储满积水，使棺椁有浸泡之危，这绝非皇帝及群臣的本意。相反，从秦始皇直到清末的入葬习惯，都竭力避免有水浸入墓室。从已发掘的古代墓葬来看，几乎所有的墓室都设置宫床。即用石头做一高台，把棺椁平放台上，以免被水浸泡。如果墓室内真有积水，那也是因为设计或施工不周，日久天长四周土层裂变，水源渗透所致。明孝宗的泰陵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史料记载，泰陵修完以后，突然发现地宫的“金井”【1】内向外渗水，督工太监和工部群臣都惊慌失措，只好瞒着皇帝不报，并想蒙混过关。不料这事却被人密报皇帝，皇帝惊恐中急命礼部和内阁派人前往察看。这些大臣赶到地宫，却见宫内并无积水渗出。原来一个工匠献计，用小木塞偷偷堵住裂缝，再用三灰土夯实，使水源在短期内无法再渗入宫内…… 由此可见，传说地宫内有河并有小船游动，只能是无稽之谈。 从秦汉至清末，历代帝王无不把保护和看守祖宗山陵，作为皇家特别重大的事情来办。这是由于中国的巫文化使他们相信祖宗灵魂永不灭绝，而墓葬的起源，正是灵魂观念产生之后。约在18000年前，北京房山周口店母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山顶洞人的埋葬情况，就已反映了原始宗教和巫文化意识的灵魂观念。死者身上撒布赤铁矿粉粒，随葬有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兽牙等物，还有简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粗糙的装饰品。这一切，恰是活人日常生活的写照。在陕西宝鸡首岭、西安半坡村、华县元君庙、洛阳王湾等5000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后期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公共墓地鳞次栉比，与原始人的村落布局极为相似。死者的头颅大都朝一个方向，充分反映出氏族制度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其中，有许多是二次迁葬的公共墓地。在半坡墓地的发掘中，曾发现四个男子合葬、两个女子合葬和母子合葬的墓室。这说明母系氏族公社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状，同时也证明埋葬制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预示着一直延续至今的夫妻合葬的新时代的到来。 帝王陵墓由于规模宏大，殉葬物品繁多珍贵，必须设置护陵机构，才能防止盗掘和破坏，确保陵墓安全。秦始皇陵已有护陵机构。西汉初年，惠帝把功臣贵戚和各地富豪人家，迁到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并在陵北设置长陵县。后来几代相传，都依次按陵设置县邑，因而在长安附近形成了一个个繁华的新兴城市。当时以高祖的长陵县、惠帝的安陵县、景帝的阳陵县、昭帝的平陵县和武帝的茂陵县最为著名，因而又把这五个陵墓所在的咸阳称为“五陵原”。这些陵邑中的豪富人家和他们的子弟，斗鸡走马，为非作歹，“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唐代诗人杜甫曾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诗句，形容五陵特区的景象。河北遵化的清东陵，除分设陵监以外，还专门修了一座“新城”，作为护陵之用。 而明十三陵在成祖朱棣选陵之初，除具有《葬书》所指“四势”，即“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秀丽朝揖而有情，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外，同时还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十三陵不仅设有大量护陵人员，还驻有大批军队，和居庸关成犄角之势，以对付北方异族的侵袭。这一点从陵园宝城及外罗城坚固高大的城墙和墙上的垛口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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