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克格勃邮政值班员的检查，被当成是由一位俄罗斯人写给一位乌克兰表兄弟的，两个人都在苏联境内居住和工作，于是就发出去了。
明信片在三天之后邮到了利沃夫。
那位克里米亚鞑靼人浑身筋疲力尽，且因高速飞行而引起了剧烈的时差反应；正当他从日本飞返回国时，挪威布拉森斯——赛夫航空公司一架国内航班的小型喷气式飞机，在奥勒松渔城的上空倾斜着机翼，开始向位于海湾中地势平坦的小岛上的市政机场降下飞行高度。索尔·拉森从其中一扇舷窗向下观望着，感到心情一阵激动。每当他返回这个养育他的小城镇时，他始终有这样的心情，这儿将永远是他的家乡。
１９３５年，他出生在老布霍尔曼区一个渔民的小屋中，这个地方早已被炸毁了，以为建造新的公路让出地盘。在战前，布霍尔曼曾是渔民的住宅区，到处是杂乱无章的木屋，颜色有灰的、蓝的和赭色的。他父亲的那幢小木屋连着一片空场，就像那一排其余的房屋一样，像他父亲那样的个体渔民从海上回家时都把他们的小船系泊在码头上。这儿也散发着他童年时期的气息——船的颠簸、树脂、油漆、盐和鱼。
他年幼时就曾坐在他父亲的码头上，观看着巨轮慢慢地驶往斯托纳斯卡伊亚的泊位，他曾梦见过那些向西远涉重洋的巨轮肯定停过的地方。到７ 岁时，他已能驾着轻舟，从布霍尔曼海岸驶出去几百码远，来到峡湾对面古老的苏拉山旁，山峰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投下了阴影。
“他将来会成为一名水手的，”他的父亲从码头上带着满意的神情边看边说道，“不是一位老待在近海水面上捕鱼捉虾的人，而是一位水手。”
当德国人来到奥勒松时，他年仅５ 岁。那些身穿灰色大衣的高个儿士兵，穿着厚皮靴迈着沉重的脚步到处走来走去。到７ 岁时，他才见到了战争的烽火。那年夏天，在挪沃伊学校放假期间，他的父亲让他一起去捕鱼。他父亲的那艘小船和奥勒松其余的渔船一起，在一般德国舰艇的监护下，在海面上已驶出很远了。他在夜里醒来了，因为有人在周围移动。两侧有闪耀的灯光，那是来自奥克尼的舰队的桅杆灯。
在他父亲的渔船旁边有一条划桨的小船，船上的人正在搬动鲱鱼筐。这个小孩惊愕地看到一位面色苍白、筋疲力尽的年轻人从船舱中的箱子下面钻了出来，在别人的搀扶下上了那条划船。几分钟之后，划船便消失在黑暗之中，朝着从奥克尼来的人划去了。又有一位抵抗运动的电台报务员奔赴英国去受训了。他的父亲逼着他答应决不提起他所看到的情况。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傍晚，奥勒松响了一阵步枪的枪声，他的母亲告诉他，他应该格外使劲地念祷告词，因为校长死去了。
他的个儿长得很快，使他的母亲来不及为他做合身的衣服，到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已对无线电着了迷，花了两年的时间装成了他自己的收发报机。他的父亲惊讶地盯着那个装置，那是他所无法理解的。在１９５１年圣诞节过后的一天，当他接收到从大西洋中部一艘遇难船只发出的ＳＯＳ 信息时，索尔才１６岁。那艘船就是“飞行企业”号，船货已经移动了位置，船身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倾斜得很厉害。
接连１６天的时间，世界各地的人，还有一位年仅十几岁的挪威少年，都在屏息监听着。在这段时间中，那位出生于丹麦的美国船长库尔特·卡尔森，怎么也不肯离开他那艘正在下沉的轮船，冒着狂风使它艰难地向东朝英格兰的南部移动。索尔·拉森夜以继日地坐在他的小阁楼中，耳朵上戴着耳机，透过老虎窗遥望着峡湾口以外的激涛怒海，衷心祝愿那艘破旧的货轮能抵达港口。１９５２年１ 月１０日，它终于沉没了，离法尔默思港只有５７海里之遥。
拉森收听到了它沉没下去的消息，倾听着尾随的拖轮宣告它的死亡和那位不屈不挠的船长获救。他取下耳机放了下来，下楼走到正在用餐的双亲身旁。
“我已决定将来要干什么，”他对他们说道，“我要当一名海轮的船长。”
一个月之后，他加入了商船队。
飞机着陆了，在一幢规模不大但井然有序的候机楼外面停住了，在停车场的旁边还有一个养鹅的池塘。他的妻子莉萨，偕同１６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１４岁的儿子库尔特，正在等候着他。这一对伴侣驱车从岛上到了轮渡处，穿过海湾又到了奥勒松，在这一段短短的旅途中，他们喋喋不休地一直谈论到家中，他们那幢舒适的牧场式住宅位于博格纳塞特僻静的郊区。
回到家里是令人愉快的。他将带库尔特到博肯峡湾去捕鱼，就像他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带他上那儿去捕鱼一样；他们在夏末的最后几天乘自己那艘设有睡铺的汽艇出去野餐，或者到漂亮的绿树成荫的岛上去，而这样的小岛在海湾中犹如星罗棋布一般。他有三个星期的休假，然后要到日本去。明年２ 月份，他将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一艘轮船的船长。他从布霍尔曼的木屋开始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但奥勒松仍然是他的家，而对于这位北欧的海盗的后裔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像家乡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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