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从1963年6 月下半月到7 月上半月，那位职业刺客即豺狼一直小心翼翼地按计划行事。从回来的那一天起，他主要是搜集和阅读一切有关戴高乐的或戴高乐写的文章。他只需前往当地图书馆查看一下有关戴高乐的最新书籍，就搞出了一份关于他的研究对象的相当全面的书目。
然后，他用假名和帕丁顿区普雷特街的一个转信地址，写信给各著名的书店，通过邮购买到了必要的书籍。他在自己的套间里，每天浏览这些书籍直到深夜。他在脑子里给法国爱丽舍宫的那位执政者勾勒了一幅极为精细的画像，从童年直到目前为止。他搜集的资料有很多是毫无用处的，但他偶尔会在一个小练习本上记下他的某个怪癖或某个性格特点。这位将军的第三部回忆录《宝剑利刃》，对了解这位法国总统的性格颇有启发。夏尔·戴高乐在这本书里极为清晰地阐明了他个人对于人生、祖国和自己命运的看法。
豺狼这个人既不迟钝，也不愚笨。他博览群书，计划周密，并有能力把大量事实情况贮存在脑子里，以备将来有一天会用到。
虽然豺狼通过阅读夏尔·戴高乐的作品和熟悉他的人的著作，对这位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法国总统有了全面的概念；但是这并未解决自6 月15日在维也纳罗丹房中他接受这项任务以来一直困惑着他的问题。直到7 月的第一个周末，他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动手”？
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只能前往英国博物馆的阅览室，以他惯用的假名填写了进入阅览室进行研究工作的申请表格后，开始翻阅法国最大的《费加罗报》日报。
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时候得到了答案，但是可以大致估计出是在7 月7 日后的三天。在那三天内，他起初是从一位专栏作家于196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然后查阅了自戴高乐1945年出任总统以来历年的报纸材料，这位刺客终于解答了他自己的问题。
据他判断，在那些年里，有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夏尔·戴高乐哪怕身体不适或天气不佳，都会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在公众前露面的。从这一点开始，豺狼的准备工作就从研究阶段转入了实际策划阶段。
在他考虑最后的行动计划之前，他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思索。他在公寓里躺着，仰望着刷成奶油色的天花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习惯用的过滤嘴长支香烟。
在他最后决定谋刺计划以前，至少考虑过十余个方案，一个方案成熟了，然后又放弃掉。他计划着如何干，什么时候干，以及在什么地方干。最后他做出了决定。
豺狼非常清楚地知道，1963年的戴高乐，不仅是法国总统，而且在西方世界也是戒备保护最严密的人物。事后证明，要刺杀他，比刺杀美国总统约翰·弗·肯尼迪更为困难。虽然这个英国职业刺客并不知道法国的安全专家们曾经得到美国的许可，有机会研究美国安全当局保护肯尼迪总统的安全措施。但他们回来后私下里表示看不上美国保安的保护措施。法国专家们拒绝采用美国的方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专家对美国保安方法的否定是正确的。因为1963年11月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一个近乎疯狂的职业刺客刺死。而戴高乐则好好地活着，平安退休，最后病故在自己家里。豺狼完全知道他面对的保卫人员至少是属于世界最优秀之列的。围绕着戴高乐四周的保卫机构，由于不断得到警告有人可能正在策划谋害他们的保卫对象，因此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雇用他的组织在保密工作上却漏洞百出。有利的条件是：他在暗处，隐姓埋名，无人知晓；而他的对象则暴躁地拒绝同他自己的卫队合作。
在他选定的那一天里，这位法国总统的骄傲、固执和完全无视个人安危的特点，将迫使他不顾一切风险地公开露面，哪怕是几秒钟。
从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鲁普机场飞来的瑞典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班机在伦敦机场上空飞绕一周后，停落在跑道上，引擎响了几秒钟后也停止了。在几分钟内，舷梯推了过去，客人们陆续出舱下梯，向机舱口微笑着的女服务员点头告别。
在候机大楼的暸望平台上有一个浅黄色头发的人，正把他戴着的黑眼镜往上推到前额上，然后用望远镜观望。他注视着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这是今天早晨的第六批了。平台上挤满着接客的人群，在那暖和的阳光下等候着下机的客人。因此对于这个观望者的动作，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当第八个旅客走出飞机，在阳光下直起身来，平台上的那个人稍显得有些活跃，他看着这新来的旅客走下梯子。
从丹麦来的这位客人不是牧师就是神父，身穿灰色教会服，戴一个牧师的白领圈。从他那铁灰色、中等长短、从前额往后梳的头发看来，他已年近50岁了，但是他的脸却显得较为年轻。他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看来身体不错。他和那个从平台上观察他的人身材差不多。
当旅客们鱼贯进入入境大厅等待检查护照和办理海关手续时，豺狼把望远镜扔进身旁的公事皮包里，关上包，悄悄地穿过玻璃门，下楼进入大厅。15分钟后，这位丹麦牧师提着一个旅行包和一只箱子从海关走出来。似乎并没有人来接他。他首先到巴克莱银行柜台去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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