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司机们都在树荫下乘凉。他们连续不断地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着主人们的到来。
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内阁会议时间特别长。直到快7 点30分时，一个身戴饰链、胸挂奖章的侍从官，在皇宫六级台阶顶上的厚玻璃门后出现了，他朝警卫打了个手势，司机就即刻行动起来了。
有的司机把吸了一半的高卢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了砾石缝里。
大门两边，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都站得笔直。
巨大的铁栅栏门打开了。
当第一批部长们在厚玻璃门后出现时，司机们已经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侍从官把门打开，内阁部长们乱哄哄地走下了台阶，临别时互相祝愿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轿车依次开到台阶下面，侍从官躬身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各自登上座车，在举手敬礼的共和国卫队面前疾驰而过，驶向通往郊外的大道。
不到10分钟，他们都已走光。
两辆长长的黑色DS19型雪铁龙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它们缓慢地开到台阶下面。第一辆车插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小三角旗，开车的是法朗索瓦·马鲁，他是国立萨托里宪警学校训练总部出身的警察司机。他生性沉默寡言，从不参加院子里部长司机们的玩笑；他的冷静果断和开车又快又稳的能力使他一直当着戴高乐的私人司机。除了马鲁以外，别人不驾驶这辆汽车。
这辆车后面的第二辆DS19型轿车也是由一个萨托里宪警学校出身的警察驾驶的。
7 点45分，玻璃门后面出现了另一群人，砾石路上的共和国卫队再一次挺胸立正。只见戴高乐身着惯常穿的深灰色双排扣西服，打着黑领带，出现在玻璃门后面。按照传统习惯，他先把夫人让出玻璃门，然后挽着她的胳膊，走下台阶，来到等待着的雪铁龙轿车旁边。他们在车旁分了手，总统夫人上了第一辆车，坐在左边后座上。戴高乐将军在她后面从右边上了车。
他的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上校，当时是法国陆军装甲兵参谋长，他检查了一下左右两扇后车门是否都关好，然后才坐到前排司机旁的座位上。
另外两名警卫人员陪着总统和夫人走下台阶后，登上了第二辆车。其中一个是身材高大的警卫人员昂里·德儒戴，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柏柏尔人。
昂里·德儒戴扶了一下腰间的手枪，坐在司机的旁边。从这时起，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就不停地转动着，他并不注意前面的那辆汽车，而是在汽车快速行驶中注视着两旁人行道上和汽车转弯时街上的一切动态。
第二个人对留下来的警卫人员嘱咐了几句话后，进入了轿车的后座。他就是戴高乐总统的警卫队长让·杜克勒。
在广场两侧的墙边，有两个戴白头盔的摩托车手发动引擎，徐徐驶出阴影向大门开去。摩托车手并排停在大门边，他们互相保持着10英尺的距离，注视着后边的汽车。马鲁驾驶的汽车启动后，紧跟在前面的两辆摩托车后边。第二辆汽车则跟在马鲁的汽车后面。
这时，是下午7 点50分。
这一小车队驶人通向市郊的大街，进入马利尼大道。小车继续向前行驶着。在大道边的树下，有一位头戴白盔的青年看到车队，就驾车离开便道，他与小车队拉开一段距离后跟踪前进。
8 月周末的大街上，车辆往来都很正常。总统的出行也未事先通知，只有值班交通警察听到摩托车的警报声后，才知道小车队的到来，急忙停止大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让小车队通过。
小车队在树荫浓密的大街上加快了车速，飞快地进入了克雷蒙梭广场，直向亚历山大桥驶去。只见那个骑摩托车的人，紧紧地追在这个车队后面，继续跟踪着。
马鲁驾驶着汽车跟着两位摩托车警卫后面过了大桥，直奔向加里昂尼将军大道，然后驶人宽阔的莫凡立特林荫大街。
到这时，后面跟踪摩托车的那位青年人确认戴高乐车队是驶向巴黎郊区的，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走向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到了里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小金属辅币，利用咖啡馆里的公用电话，打了一个市内电话。
这时，在巴黎的郊外，让·马里·巴斯蒂安·蒂尼中校正在等待着。他在空军部工作，已经结婚，并且有三个孩子。虽然他有正常的职业和家庭生活，但心里则充满了对夏尔·戴高乐刻骨的仇恨。因为他认为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放弃给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是对法国的背叛，是对那些在1958年使他重新上台的人的背叛。
对他自己来说，失去阿尔及利亚并未使他个人遭受到什么损失。所以说他仇恨戴高乐并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谁要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他一定要杀死这个人以表示对祖国的忠诚。
在那个时期，有这种观点的人何止千万，但像他那样成为“秘密军队组织”领导成员的到底还是少数。这个组织的人员发誓要杀死戴高乐并打倒他的政府。巴斯蒂安·蒂尼就是这样一个人。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喝着啤酒。酒吧间侍者把电话递给他以后，就到酒吧间另一头去调整电视机去了。巴斯蒂安·蒂尼听了几秒钟后，对话筒低声说：“很好，谢谢你。”就放下了电话。他的啤酒钱是先付过了。于是，他慢慢踱出酒吧间，走上了便道，从腋下拿出一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打开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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