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根源和最大因素，其他都可以视作动因。另外，导致战争爆发还有下述三个原因；第一是1970年8月埃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及其挫折，第二是1972年1月开罗发生的反政府暴动，可以说这次暴动是使萨达特总统决心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第三是1972年7月埃及驱逐苏联人提高了阿拉伯人的土气和加速了发动战争的进程。
在这次战争中，不用说规定战争样式的编制装备，就连战略战术和作战原则都是大国那一套。而且，战争指导，特别是前进的界限和末期指导，都是受大国的武器弹药的补充情况和提供的情报以及大国军队的动向等这些外界因素制约的。似乎可以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在同时打一个战争，战争的主宰者最初是阿以两方，后来是美苏两家。这次战争的性质既不单纯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性质，也不完全是美苏代理人战争的性质。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感情上与代理人战争是格格不入的。可以认为，在这里，阿以的区域战略和美苏的世界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双重结构。抽去这个双重结构，便不能理解这次战争结束后所发生的塞浦路斯纠纷、葡萄牙政变，苏伊土运河重新开放以及石油战略给世界经济造成混乱等问题。例如，由于受葡萄牙政变的影响，美国今后恐怕很难能继续使用在这次战争中对以色列进行紧急支援时所使用过的北约成员国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
现代战争不纯粹是军事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有机结合并同时进行的战争。现代战争的特点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现代战争又具有我们所不应忽略的军事上的特点。这就是中东战争中的军事方面的战争指导，并不是以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而是以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为指针的。当我们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时，才能发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不是击溃敌部队-->粉碎敌战斗意志，而是扰乱敌后方补给线和指挥中枢-->粉碎敌战斗意志。那末，在这次战争中，对这种间接路线战略是如何具体运用的呢?第一，从10月10日-11日以军总参谋部对情况的判断中能看出这一点。以军在戈兰高地转入攻势和在西奈半岛进行决战，作出这种
重大的作战转变的决断，是在10月10日叙军放弃进攻和战斗意志受挫之后。阿萨德总统的弟弟里法德·阿萨德指挥的独立装甲旅(坦克300辆)这张最后王牌，于10月7日黄昏进攻受挫，导致了这个结果。
同样，10月10日-11日以色列在西奈战线的迎击战术的决断，是根据利德尔·哈特的战术上的防御隐藏着战略上的攻势的教诲作出的。第二，是以军于10月15日发起的渡河进攻作战期间。这是埃军进攻受挫后在心理上发生动摇的期间。此时以军贯彻了利德尔·哈特的要抓住大规模反攻战机的教诲。此外，反攻的目标不是埃军第2和第
3集团军本身，而是指向埃军的后方补给线。进攻的方向选择的是一条敌人预料不到或准备不足的路线(期待性最小的路线)——苏伊士城方向。以军包围埃军第3集团军的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的意义在于，它与利德尔·哈特的战史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利德尔·哈特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次要敌人(第3集团军)，而不要首先企图去歼灭主要敌人(第2集团军)，不要以为主要敌人失败以后次要敌人会随之而自行崩溃。
2． 以色列军队是如何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的
1971年伊加尔·亚丁将军说；“利德尔·哈特告诉人们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小国。我们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取胜。为此，我们需要在奇袭、机动和质量方面收到最大限度的效果。我们避免在敌人的正面强攻直撞，而采取从敌人侧背实施攻击的方法。这样更容易奏效和节约兵力。”我们应该认为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以色列建国25年来军队的作战思想。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以军吸取和消化利德尔·哈特思想的过程。建国初期，以军无论是在机械化步兵编制这样的“硬件”方面，还是在火力运用这样的“软件”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同时还迅速地吸取和消化了利德尔·哈特的思想，创造出自成系统的速决战理论，并为适应这种理论的要求进行了改编。以军还重视对指战员的培养。有的指挥官经历多次国内战争，他们了解战争，甚至能辨别出战争的
“气味”。达扬将军曾四次担任战场统帅，他的经历反映了以军走过的路程。例如，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总参谋长达扬取得了以下的经验教训：
①
在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作出了给军队下达行动命令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在预备役动员、各种车辆的准备、补给、航空突击和地面侦察等方面都出了问题，影响了作战速度。
②
军事行动的上方悬着达摩克里斯的“政治之剑”。如果以色列的计划事前败漏，战争推迟哪怕只是两三天，以色列就会受到美苏的压力，而且，在联合国必然被谴责为侵略者。
③ 在西奈半岛，以军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战胜埃军，而是在政治限定的框框中如何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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