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景象成为事实。马歇尔认为“原子弹将是保护和准备胜利登陆的了不起的
武器”的意见甚占上风。和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一些原子科学家已经开始对从
他们的工作瓶塞中逃出的技术魔鬼的破坏产生怀疑。丹麦的伟大理论物理学
家尼尔斯·伯尔曾经想警告丘吉尔；另外一名移民詹姆斯·弗兰克，原子弹
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委员会主席，已经草拟了一份论证严谨的报告，也己
于六月十一日送达陆军部长。报告强调指出原子武器的无限破坏力以及国际
控制的问题，报告告诫说“早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否适当日益可疑——倒
不是从人道角度来考虑”，因为正如委员会所说的，它将“促进武器竞赛，
损害达成今后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
安排一次表演以显示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以便吓吓日本人，会上讨论了
这一点，作为一种抉择。这种意见被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临时委员会所
否定，他们的报告说：“我们认为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武器，别无抉
择。我们提不出，足以结束战争的什么技术上的示威。”他们向总统提出的
成熟意见是，“只要做得到，马上用原子弹来对付敌人。”
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使用原子弹的这个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总统在一九四
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白宫举行的那个重要战略会议上难以不顾的。“如果我理
解得不错的话，”杜鲁门总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衡量了形势的各种前
途并考虑了所有方案后，仍然一致认为，进攻九州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
办法。”史汀生赞助道，进攻是使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唯一办法，除非，用
他的话说，能够“采取某种行动去影响他们。”只有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这个
某种“行动”也许就是降低无条件投降这个要求。
“为什么不肯扔原子弹呢？”
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问道，他说那个预计将招致惊人伤亡的进攻方
案“纯属狂热”。
由于尚未确定原子弹是否确实可用，杜鲁门意识到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现
在已成为国会和全国人民的信念，因此默然地支持了进攻九州的计划，希望
陆军和海军的首领们找得到避免”在日本从一头到另一头”又被拖入另一个
冲绳岛的“某种办法”。因而虽然并未曾有过关于使用原子武器的正式决定，
由于总统决定了不去干扰事态的进展，他已为投掷原了弹扫清了道路。“他
是独立自主的，”他后来说，达到跟临时委员会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
办法使美国能够实现他觉得确实必要的“惊人之举”，以便“逼得天皇及其
顾问们真正投降”。
如果说道义问题在总统、首相和陆军部长的脑海里只占不重要的地位，
他们现在“深思熟虑”的是投掷原子弹的势头至此已不可逆转的话，那么这
个问题应该从这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犯有前
所未有的屠杀和凶暴之罪。面临迅速结束战斗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杜鲁门
就把他的决定立足于简单的血淋淋的算术上，他算计着原子弹“所能挽救的
美、日两国的生命，将会超过它将杀死的。”
波茨坦会议上的“王牌”
他的算计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他的，陆军部
长称为核武器在即将到来的同盟国最高会议上美国可以打出的“王牌”。杜
鲁门的外交顾问兼他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代表詹姆斯·贝尔纳斯清楚地看到，
拥有这样一种有威力的武器，将大大抬高美国同俄国人讨价还价时的实力。
这时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看到了，对于红军占领大块东欧土地，原子弹却是
一个筹码。他对总统说，原子弹“会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专断我们的条件。”
苏联人已经不顾雅尔塔协议，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共产党制度将在波兰以
及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其他国家建立。
丘吉尔看出了俄国领土野心的危险性。他于五月六日发电报要求举行最
高级紧急会议，以便“在我们致命地削弱军队或缩小占领区以前，同俄国达
成谅解，至少要搞清楚我们在俄国面前处何劣势”。美国开始把军队撤到太
平洋，让筋疲力竭、在军事上战线过长的英国人面对在欧洲的坚如磐石的苏
联时，斯大林只会更加强硬。
疾病缠身的哈里·霍普金斯飞到莫斯科去完成最后一次使命，去说服斯
大林同意在七月再举行一次三大国首脑会议。他报告说，俄国人仍然愿意遵
守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有关波兰选举和联合国的保证，并将在八月参加对日
战争。斯大林还赞扬美国准备对战后的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他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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