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年。这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工农业生产都面临着
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以农业来说,全地区耕地受灾面积达七千万亩,占总
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绝产面积1800万亩左右,占总耕地面积
的百分之七左右。全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如辽宁省1960年的粮食产量仅
360万吨,比1958年700万吨减少340万吨,将近一半,比建国初期1949
年405万吨还减少45万吨。其它如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
度减产。全区农业生产存在很多困难,口粮、饲料、劳动力、畜力、粪肥都
严重不足。所以,东北局一建立就把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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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和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贯彻执行中央关
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深入开展三反、整风整社运动,全
面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城乡人民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农村留粮标准之低,
是解放后历年来所未有过的。全区1957年农村人均口粮留量是514斤,1960
年减到232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五。辽宁省这一年城乡粮食销量比 1957
年减少35亿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三点五。而副食品供应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1960年辽宁城市人均猪肉消费量,包括特殊供应在内,只有3斤8两,而黑
龙江省低到只有2斤8两,这里所说的都是市斤。不少农村,特别是辽宁省
不少农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饥饿生病,死亡增加。城乡许多地方普
遍发生浮肿病。为了能过上日子,保证灾区人民休养生息,保证群众维持正
常的生产能力,东北地区各级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提出的“低标准,瓜菜代”
等方针,在安排人民生活方面尽了极大的努力。一方面采取发动群众,大搞
代食品,适当扩大自留地,搞些小开荒,多种一些早熟作物,分段安排口粮,
及保护和复壮耕畜,并合理安排城市粮食销量等措施;一方面及时向中央反
映东北地区的粮食紧张状况,进一步争取国家的支援。困难时期,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东北地区粮食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1960年10月,周总理在中
央
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指出,粮食产量不要估得太高。当
时我汇报黑龙江是186亿到190亿斤,吉林是116亿到120亿斤,辽宁是90
亿斤。周总理当即就说按低的标准算,合起来是392亿斤,按高的算我不放
心。在问到黑龙江当年要向国家调出34亿斤,吉林调出16亿斤,辽宁调入
30亿斤后,总理担心地问道:各省是否能安排下,特别讲到黑龙江4月以后,
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
心中不安。应该说三年困难时期东北地区向国家调出的粮食是比较多的,特
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调出大批粮食,帮助国家克服困难。如黑龙江省1959
年调出35亿斤,当年库存还有20亿斤,
1960年农业遭灾大减产的情况下,这20亿斤库存粮又调
出去了。由于粮食调出的大苦,1961、1962两年东北地区的粮食状况非
常紧张。黑龙江省1962年春天农村缺粮15亿斤。那几年,仅大牲畜就死了
70多万头。当时,不少群众写信给中央,反映黑龙江的情况。我们抽调了一
批原籍黑龙江
省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用探亲的名义回乡调查,了解到许多真实情
况,写了不少调查报告,有些报告送给了中央。记得周总理看了19篇调查报
告,对黑龙江的粮食情况非常重视,找李范五去北京专门汇报粮食情况,具
体研究黑龙江
的问题。并说,如果过去早点下去摸摸,情况会知道的早一些。 1960
年北戴河会议已经意识到粮食有问题,但大家不承认,结果把真实情况掩盖
起来了,黑龙江和四川就是1960年下半年调苦了。总理还作自我批评说,对
这两个地方,我们犯了个大错误,不管我在这个错误中占多大分量,总是不
对的,这两年我认识不到,深受其苦。其实,吉林和辽宁两省也存在类似的
情况,辽宁省的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更为严重的。1960年末,东北局
书记处在沈阳三经街开会,研究辽宁农村粮食问题,当时的紧张状况使会议
开不下去了。我立即给李富春同志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报告情况,请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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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紧急调拨粮食。富春同志也不好办,说工业上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些,粮
食这样的事得找小平同志。会后,我们立即派马明方、强晓初同志去北京,
向总理、少奇、小平等同志汇报。那时,辽宁农村1至9月份每人只有120
斤粮,有的还不足120斤,浮肿是普遍现象,盘山县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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