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之产生了强烈不满。在遵义会议上，稼祥同志
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关键时刻立了功。记得我军再次
攻克遵义后，部队稍作休整，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
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都来
到会场，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同志们听了传达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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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对吃够了王明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苦头的红军指战员们，这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从此，红军长
征才从千难万险中找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
军，士气之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我红军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
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
我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经常出奇制胜。为了打乱
敌人的部署，调动敌人，我们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
走，使他们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这时，我们已经
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激战土城，再克遵义
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打了两个仗。一个是在一渡赤水之前打
土城，一个是在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
前一个土城之战是恶仗。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畔。遵义会议以
后，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
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时，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入川渡江，调集滇、川、
湘、黔和蒋嫡系部队约二十万人，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企图歼灭我军。
1935年1月28日，我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
城枫村坝、青岗坡与敌人发生激战。首先由三军团、五军团投入战斗。当天
中午，战斗异常激烈，干部团奉命增援，整个战斗由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
志亲自指挥，我们的对手是敌四川王牌军郭勋祺部和潘佐部，他们有六个团
的兵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又依托坚固工事，占据有利地形，后援部队
也上得快。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居高临下，我们只能
仰攻。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
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
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很勇猛、顽强，眼看攻
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我团又发动
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一直打到黄昏，一军团一部来参战，但我阵地已经
缩小，我军难以展开战斗。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朱德总司令
亲临战场视察，觉得再打下去对我不利，立即命令我军后撤。当天深夜，我
军一渡赤水河，向南开往四川边境古蔺一带，暂时甩掉了敌人。
敌人怕我军向北抢渡长江，长江南岸沿线各城镇和渡口，早已陈重兵把
守，被我甩在赤水河东岸的郭勋祺等部迅速追了过来。我军硬打不利，即由
四川古蔺、叙水一带，移师转向云南东北部。阴历大年三十，我们到达云南
扎西。除夕夜晚，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夜，山山岭岭、沟沟壑壑，全
被大雪覆盖。我军在扎西一带稍作休整。
这时，干部团上干队的政治委员余泽鸿同志，由中央决定调到四川开展
游击战争。他是四川省长宁县人，曾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党
中央秘书长。我们在扎西分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长、川南
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不
幸牺牲，时年三十二岁。余泽鸿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都很怀念他。
干部团参加的后一个仗是再克遵义。我军到扎西后，遵义附近敌人兵力
薄弱，我军又二渡赤水河，进占贵州桐梓县。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消灭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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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关之敌，乘胜克遵义城”，并指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
“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是川黔交通的
险关要道。我三军团第十三团和一军团第一团攻克娄山关，击溃附近之敌。
这天，我干部团奉命由桐梓出发，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由上干队接替三军
团十三团扼守娄山关。我团其余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与一、三、五军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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