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军任职，是位抗战爱国将领。1937年11月中旬，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南撤
时，他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裂陛北视，决不南渡”，决心抗战到底。范
来冀南后，陈再道、刘志坚同志和我随同徐副师长会见了范，就抗战问题我
们彼此开诚布公地进行了商谈。联合范筑先，把冀南与鲁西北的抗日力量连
成一片，是我们挺进冀南平原的一项重要任务。
韩多峰是山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也称临清专员），也是原西北军军
官，和范筑先的关系密切，同我们共产党的关系也比较好。我们收复临清县
城后，专署迁入临清城，与东纵合作抗战。 1938年9月，韩赴南宫参加冀
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期间，沈鸿烈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韩撤职。
正当我们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毛泽东主席于
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在这部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中日
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国际关系情况，提出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
途。同时指出中国必须进行艰苦的抗战，只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实行人民
战争的路线，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拜读毛泽东主席这篇光辉
著作，联系抗日斗争现实，深感这是部了不起的著作，使我受益匪浅。《论
持久战》明确提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具体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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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现这些任务有关的政治、军事方针，始终指导了冀南的抗日斗争，成为
鼓舞冀南军民应付严重局面，渡过难关、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正确执行政策
收编各类武装
“七·七”事变后，冀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如何按
照党的统战政策，正确对待这些武装，是我们进入冀南后遇到的一个突出问
题。这些武装出现的原因是：日军打到冀南来了，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国
民党的地方政府也跟着跑了，成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流落在民间的枪支很
多，有些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看到日寇入侵步步紧逼，山河破碎，同胞受辱，
愤然组织起武装抗日救国。还有些人出于“保家护村”，也组织起武装。也
有少数土匪坏人趁机组织武装，扩大势力。也有些人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感
到没有出路，拉起队伍寻找出路。这些武装，有的称“游杂武装”，有的称
“杂色武装”，也有的称地方武装。不管如何称呼，其基本特点是相同的，
就是杂。政治目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这些武装，除个别为汉奸
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
的可能，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又有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可能，成为助敌为
虐的反动武装。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对此，中央军委曾给邓
政委、徐副师长和我发过电报，指示我们“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所属的零
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
根据军委和师首长指示，我们积极争取、收编、改造各色武装。同样，
敌人在其已占地区也是大力收编土匪、保安团队，组建伪军，推行”以华制
华“政策。威县伪警备旅就是被日军清水部队收编的原威县城北的民团。这
支部队经过冀南地方党做工作大力争取，加之我军声望和胜利发展的影响，
毅然弃暗投明接受我军收编。我们将该部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
在威县七级一带进行了整训。我到七级镇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我给他们讲了抗战形势，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改
变这支部队的复杂成份，派了些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去。在部队中发
展党员，加强党的工作。这个部队大部分是威县子弟、是一支土生土长的游
击武装。地域观念较强，愿意在本乡本土抗日。针对这种思想，我着重向他
们讲了抗日与爱乡的关系，爱家乡首先要救国家。抗日不能只在本地抗，抗
日不能“自扫门前雪”。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编，后来编为新四旅十一团、
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冀南主力部队之一。
段海洲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是接受
我们改编的两股比较大的武装。
段海洲是河北安平县人，学生出身。“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联
络了一些亲朋友好和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 （其中有少数共产党员），组织
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段为司令。这支武装发展很
快，到1938年初就有4000余人。驻在武强一带。另在冀县一带有一支武装
称“河北民军第二路”，头头叫赵云祥，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南撤时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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