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守诺言（在私人关系上）而（又）欲尽义务（此段译文是本尼迪克特引自救渝的官方英译本。英文是“If you wish to keep your word and to fufill your gimn”。本尼迪克特竞不必要地强调了“and”一词，从而把“守信义”与“尽义务”对立起来，并在括号中补充文字加以说明。这是因为她过分拘泥于“情义”和“义务”（忠）的对立，而实际这两者并非经常矛盾。请参阅下文注。 －日译者），……则自始即应该重考虑是否可行。如以己身束缚于不智之义务，则将使自身处于进退维谷。如确信不能既守诺言而又坚持义（敕谕把‘义’规定为‘履行义务’），则应立即放弃（私人的）诺言。古来英雄豪杰，惨遭不幸，或竟身死名裂，遗羞后世，其例益不鲜矣，皆因唯知信守小节，而不辨大义，或因阁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义也。”
这段谆谆教导“忠”高于“情义”的文字中，正如前文所说，全文未提“情义”一词。但是日本人都知道有这种说法，即“为了情义，我不能行义”。敕谕则改成这样的说法：“如确信不能既守诺言。而又坚持义……”。①敕谕以天皇的权威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抛弃“情义”。要记住：情义是小节，只要遵循敕论的教导，抛弃“情义”，维护“大节”，就仍然是有德之人。
这份颂扬“忠”的圣典是日本的基本文件之一。但是敕谕对“情义”的委婉贬抑能否削弱了“情义”的深刻影响，这还很难说。日本人常常引用敕谕的其它段落来解释、辩护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如“义者，履行义务之谓也”，“心诚则万事皆成”。尽管引用这些，每每都很得当，但却似乎很少引用关于反对信守私人诺言的告诫。“情义”至今仍是一种很有权威的道德。在日本，说“此人不懂情义”仍是最严厉的批评之一。
日本的伦理体系不是引进一个“大节”的概念就能轻易简化的。正如他们常常夸称，日本人没有一种现成的普遍适用的道德作为善行的试金石。在大多数文化中，一个人的自尊是以其道德水准，如善良、节俭以及事业上的成就为标准。他们总要提出某些人生目的作为追求的目标，如幸福、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自由、社会活动能力等。日本人则遵循着更为特殊的准则，不论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军人敕谕》中，即使谈及“大节”，也只是意味着对等级制上层者的义务要压倒对下层者的义务。他们仍然是特殊主义。西方人一般认为，所谓“大节”，是对忠诚的忠诚，而不是对某一特定个人或特定目标的忠诚。日本人则不是如此。
近代日本人在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常常选择“诚”。大隈伯爵在论及日本的伦理时说，“诚（まこと）”“是各种箴言中最重要的箴言。一切道德教训的基础都包含在‘诚’字之中。在我国古代语汇中，除了‘诚’这个词以外，没有其它表达伦理概念的词汇”。日本的近代小说家在本世纪初曾讴歌西方个人主义新思潮，现在也开始对西方信条感到不满，而努力去赞美诚（诚心）是唯一的真正的“主义”。
在道德方面强调“诚”，正是《军人敕谕》所支持的。敕谕有一段历史性的前言，相当于美国文件首先列举华盛顿、杰斐逊等“建国之父”的名字为序。在日本，这段话的主旨在于阐述“恩”和“忠”。“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朕能否保护国家以报上天之恩，报祖宗之恩，端赖汝等克尽其职。”
其后又阐述了五条训诫。（一）最高的德就是履行“忠”的义务。一个军人如果不是极“忠”，不论如何有才能，也只是傀儡。不“忠”的军队，遇紧急情况则成乌合之众。“故不可惑于横议，不可干预政治，务求保持忠节，牢记义重于山，死轻于鸿毛”。（二）第二项训诫是按照军阶遵守礼仪。“下级应视上级军官之命令如朕意，上级军官亦必须善待下级。”（三）第三是武勇。真正的武勇与“血气之刚”相反，应该“小敌不侮，强敌不惧”。“故尚武者，与人交往应以温和为先，以资得人敬爱”。（四）第四是告诫人们“勿守私情信义”。（五）第五是劝导节俭。“大凡不以质朴为旨者，必流于文弱，趋于轻薄，崇尚骄奢，终致卑鄙自私，堕落至极。虽有节操、武勇，亦难免被世人唾弃……朕心忧此恶习，故而谆谆诫之。”
敕谕的最后一段把以上五条称作“天地之公道，人伦之纲常”，乃“我军人之精神”。而且，这五条训诫之核心“精神”就是“诚”。“心不诚则嘉言善行徒为文饰，毫无效用；唯有心诚则万事可成”。五条训诫就是这样“易守易行”。敕谕在列举一切德行和义务之后，归结于“诚”，这正是典型的日本特色。中国人把一切道德归之于出自仁爱之心。日本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先确立义务准则，最后才要求人们全心全意，为履行义务而倾注全部心灵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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