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啊。如果是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体重９０斤肯定不在话下，或者说，只会是超重的比达不到的多。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我。我们四个人里我最瘦，个子又小。１８岁了却没有８０斤重。所以一听到９０斤这个标准，我就傻眼了。我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瘦点儿。如果仅仅因为少几斤体重就被刷下来，那不太亏了吗。
那天我急得像一头急于拱出笼子的小野兽，四处乱撞。吴菲她们见我急成那样，也急起来。她们三个的体重都没问题。但如果我去不成，她们怎么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吴菲想出一个办法。她说体检的时候，吴菲和刘毓蓉站在我前面挡住医生，让姚兰芝站在我后面。等我称体重时，姚兰芝就悄悄踩一只脚到磅秤上，这样肯定能增加重量。
我们四个人中她最胖。至于能增加多少，她心里也没底，只好听天由命了。姚兰芝看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当即同意了。她再三对我说，到时候她一定会用力踩的，让我非超过100斤不可。
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两腿酥软，人就像要飘起来似的。长那么大，我还从没干过这种作假的事。我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不光是我，刘毓蓉的脸也红了。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气，不要慌乱。
医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吴菲往前靠，有意挡住他的视线。姚兰芝迅速踏上一只脚，用力一压。医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丝毫没察觉我们的计谋。
４６公斤--他报出了数字。
够格了！我赶紧跳下来，生怕有人发现。姚兰芝紧跟着上了磅秤，说瞧你轻的，看我的。
保证有１００斤。我们都听出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们都笑起来，暗暗得意。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就在我转头的时候，一张笑吟吟的脸正对着我。是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他干净利落，个子瘦而高，像一棵白杨树。当然，那时我完全不认识他。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显然是看出了问题，想告诉那个负责称体重的医生。
我的脸涨得通红，情急之中我竟然对他说，我会唱歌，别看我体重轻，我唱歌声音很大的。不信你问她们，再不信我马上就给你唱。
吴菲和姚兰芝只是点头，一句求情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们都怯生生地紧张地看着他。
他看看我，终于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我们的目光都可怜极了，令他不忍心揭穿我们的"骗局"。就这样，我终于站到了合格的队伍里。等我想答谢一下那个年轻人时，连他的人影都找不见了。我也就在一转眼忘掉了他。
我没想到，我们后来还会相见。如果不再见面，我可能永远只会在讲到这件事时想起他，并且感到好笑。他只是我脑子里那一幕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像现在，他成了我记忆中的伤痛，不，是生命中的伤痛。
１９５０年夏天，我们１００个体检合格的军政大学分校的女生，一起坐大卡车往川西走。我们的军部在川西平原。
我们丝毫也没对将要去的西藏产生恐惧。真的。尽管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关于西藏的可怕说法在流传，说西藏那个地方如何天寒地冻，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下雪就有成群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人不能出门，鼻子一摸就没了，耳朵一摸就掉了，等等。还有别的更为玄乎的说法，比如氧气稀薄，寸草不生，鸟儿不飞，外面的人到了那儿，说倒下就倒下。
2006-8-5 14:27 夏日芳草
[align=center]我在天堂等你 第三章(13)[/align]
倒下就别再想站起来了。以后，当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并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后，我知道那些说法的确是夸张的。
但我也同时知道，西藏的确是非凡的。
当时我们一路唱着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歌。我们才不害怕呢。
毕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们的卡车忽然停住了，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有同学说，不知是谁的家长得到了消息，赶来拦住了我们的汽车。
吴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因为当初参军他父母就不肯，现在要进西藏，那还得了？吴菲说糟了，肯定是我爸来了！怎么办。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说你别怕，我们帮你。我和几个同学叫她躲在车上蹲着，我们围着她站着。我当时已经想好了，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谎。如果吴菲的父亲问我吴菲在哪儿，我就说她已经回家去了。我的心因为这个预谋好的谎言而慌张得乱跳，腿也软起来。
我心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亲出现。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又希望母亲出现，又怕母亲出现。希望母亲出现，是想再见她一面。因为离开学校前，我没有回家跟她告别，我只是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分配到十八军了。我没敢说我报名去西藏了。一直到进入藏区后，我才写信告诉她我进藏了，但我仍是说，一年后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骗她的。
后来我终于看清了，拦车的家长中没有吴菲的父母，也没有我的母亲。但却有姚兰芝的父亲，还有另一个女兵的父母，他们正拉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坚决不准她们到西藏去。一时间许多路人都围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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