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的条约》。众所周知，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和核试验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
联。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很明显，苏美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是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美苏为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别国进行
核威胁和核讹诈，其主要针对的即是中国。曾经有传言，说苏联准备在中国还没有
发展起核工业时就把建立在我国西北戈壁的核基地摧毁掉。基于这样原因，中国政
府当然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中共又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蒙古
《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该条约的签订，“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面对中共，
则进行了诬蔑：“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州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们的词藻，
全力反对这个条约，粗鲁地诬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
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说不出来的虚伪的诬蔑，
用伪善的词藻大喊大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
同一篇社论中还说：“尽管中共领导人大喊什么我们正要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
的话，但是粗鲁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得到了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
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词句攻击和诬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
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
人民坚决地遣责和驳斥。”还说：“中国领导人反对该条约，这说明了他们在和平
共处方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漂亮的词藻而已。”更有甚者，蒙古报纸竟诬
蔑中共和西德、法国勾结，同西方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共同反对该条约。蒙古《真
理报》在《这是谁同谁勾结起来了》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直接否定莫斯科条
约，他们的行动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
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
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员反动的
刽子手结合起来，把他们推到了在复杂的问题方而犯严重错误的可耻的道路上。中
国同志和西方狂人（指戴高乐）一唱一和、从他们反对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
措施来看，谁同谁勾结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领导人唱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
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
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人们。”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
试验条约》这个问题上，蒙古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我国当时的外交政
策大加指责，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与苏联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唱一和，对中
国共产党的倡议大加责难和破坏，处处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议，使中国的外交进入
了困难时期。
同时，蒙古政府还极力评蔑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1963年8月，泽登巴尔为
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我党是“教条主义者”，诬我对苏联进行“没有根据的
恶毒指责。”“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最近所作的宣传活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
运的团结，歪曲国际共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
确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现代教条主义者歪曲正在
实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政府就是这
样、在攻击和诬藏中，总忘不了歌颂和吹捧苏联，处处向苏联表功，显示出一副忠
诚摸样。
蒙古除了对中共进行空洞的词藻上的咒骂外；还对中共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
“独立自立，自力更生”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大肆攻击。因为它脱离了
苏联的控制，摆脱了苏联模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经济，于是泽登巴尔
又迫不及待地充当了攻击中国总路线的急先锋。1963年9月4日、泽登巴尔在莫斯科
对记者谈话，就公开攻击我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
的政策。”同时，蒙古报刊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批评中共的总路线。《真理报》
说：“反对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就其思想内涵来说，是忽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
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政策活动是背叛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原则的，所以，在经济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中共的自力更生
理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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