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束缚了手脚(3)
沈阳、吉林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学良这才明白关东军演习是假，入侵是真，十分气愤。他立即召集了东北军在北京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日军占领沈阳的动向。然后与大家商讨应变对策。大多数人说，只有迎头痛击，奋起反抗，才能挽救不利态势。可是，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说，这事牵涉面很大，涉及国际斗争，起初就向南京政府报告过，现在还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方针为妥。他建议立即向南京政府发电报，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出面处理这一局势。
最后，张学良总结大家意见时说：“顾维钧先生的建议很好，我加一条，请求南京政府准许我们抗击日军，现在反击还来得及。”
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异口同声说：“对，亡羊补牢，来得及！”
会后，张学良亲自拟了电报，发给蒋介石。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回电的内容依然是：“避免时局恶化，坚持不抵抗。”
东北军官兵得知蒋介石不许抵抗，个个义愤填膺，骂声连天。张学良这时还沉迷在对蒋介石的信任中，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弟兄们，你们爱东北，我呢，我爱中国，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一旦失去东北，我永远不安，但我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我个人的牺牲品，而且也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其患难部属的生命，博我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这次日本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
显然，张学良的劝说苍白无力，难以平静骚动的军心。但他除了多次重复这些话以外，别无他法。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端，全国民众沸腾，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策略。张学良原先的澳大利亚籍私人顾问端纳，自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请来当私人顾问了。蒋介石一向迷信洋人，他把端纳视为贴身“军机大臣”，有什么疑难问题必请教于他。端纳也好为人师，只要蒋介石向他提出问题，不管自己懂不懂，总是滔滔不绝。今天，蒋介石刚说完会议议题，他便眉飞色舞地说开了：“我大半生都在研究日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半个日本人。”他越说声音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经济上推行改革，改革浪潮一浪推一浪，他们的钢铁数量和质量已名列世界前茅，军队数量和质量也名列前茅。他们的天皇政府管不住军人，军人做梦都想打仗升官，以显示自己的才气。关东军是日军之精锐，他们一个关东军士兵能打败我们东北军十个甚至百人。我可以断定，张学良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东北军的任何抵抗都是无效的，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你们想试试的话，我想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说到最后，他建议发电报向国际联盟求援，同时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制止日本扩张政策。
在场的人都迷信这位洋顾问，对他的发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敢说个“不”字。
蒋介石原先的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了，接着端纳的话说：“诸位，顾问的话是至理名言，我曾留学日本，对日本军人素质略知一二。我们现在只能以静观动，要保持高度的耐心，等待国联做出公正裁决。现在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何应钦插话补充说：“这件事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比如球场上发生争执，如果一方犯规，解决的办法只有听从裁决。”
何应钦的比喻不伦不类，引起会场上一阵骚动，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们静候国联的回音，散会！”
恰巧，国联正在日内瓦召开第12届大会，中国代表施肇基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电报，便将日军入侵东北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报告。国联理事会根据中国的呼吁，9月30日下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军队从中国东北撤回，撤回南满铁路沿线。日本也是常任理事国，国联怕得罪日本，决议的后部分说，日本根本“无领土野心”。
蒋介石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国联，而国联是个松散的软弱无能的国际组织，日本根本不听国联的决议。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看到报纸上刊登国联的决议，哈哈大笑说：“国联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上级，国联决议只能当我的手纸，我马上用它来擦屁股。”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疯狂进攻，胜利了的日军发着淫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马军虽败犹荣(1)
关东军轻取辽宁后，本庄繁向日本陆军部建议:占领辽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下一步要想占领全中国，必须先占领黑龙江。巩固了整个东北，才能南下。
陆军部当天回电:同意先北后南方案。
本庄繁拿着回电，对同僚们哈哈大笑说:“这就是我占领东北和占领全中国的通行证。”
他指着地图说，“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地处松辽平原，中东路、洮昂路在此交会，向东、向西、向左、向右都方便，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能守能攻，必将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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