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车队”的生活，虽然非常严肃紧张，但同时又非常团结活泼。队员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经常举行娱乐晚会，在晚会上干部、队员一起表演节目。队里还有阅览室，有革命进步刊物供大家阅读。
“铁甲车队”完全废除了打骂体罚制度，建立了平等友爱关系，干部与队员上下之间，队员与队员互相之间，都十分融洽，十分团结。大家的革命目标一致，工作上严肃紧张，生活上平等体贴，财政上账目公开。如伙食费、办公费、杂文费的开支账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干部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每月的伙食费节余，大家平均分配，这叫分“伙食尾子”。所有这些都与旧军队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12月上旬，应彭湃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州西北西江山区广宁去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12月11日，“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和周士第、赵自选带两个排80多人赶到了广宁。“铁甲车队”的到来，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数十里以外去欢迎。
第二天清晨，广宁农民自卫军首先出击敌人，在潭圩据点附近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未果，农民自卫军难以取胜。“铁甲车队”随即前去支援，声势大振。敌人抵挡不住，放弃据点，纷纷退入潭圩江姓大炮楼内负隅顽抗。
潭圩有两座反动地主的大炮楼，一座是江家的，一座是黄家的。江家炮楼规模大，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才建成。炮楼有5层楼高，围墙是用石头和砖、水泥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周有水壕，门口出入用吊桥，平时把吊桥拉起，人出入时才放下来。炮楼内可屯兵数百人，并且储备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江、黄两家炮楼相距几里路，成犄角之势。“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连续几次攻打江家大炮楼，但都遭到挫折。
于是，周士第等人仔细分析几次攻击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攻坚的火炮，推不开炮楼。看来硬攻是攻不下大炮楼的。怎么办呢？周士第提出了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炸毁炮楼。这个建议被采纳后，由周士第等12人组成的工程爆破队，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开始向炮楼底下挖地道埋炸药。
第二天，炮楼内的敌人发觉了，派出数十名反动武装，向工程爆破队和掩护部队猛冲，被打了回去。敌人见硬冲不行，就在围墙上开了3个小洞，架上土炮，向我地道口抛掷火药包。一个火药包落在彭湃和周士第身旁仅1米的地方，被周士第一脚踢飞，在空中爆炸了，卷起的砂石烟尘落了彭湃和周士第一身，两人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
中午时分，有一股反动地主武装从外地赶来救援江家炮楼。徐成章同周士第立即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迎击，经过激战，将来援敌人打退。下午时分，又有一股敌人前来救援，又被我击溃。
第三天，地道挖好了，150磅黄色炸药被埋在炮楼下方。随着一声问响，炸药爆炸了，却只将炮楼炸开了一道裂缝。当时“铁甲车队”爆破经验不足，用药量小了，没能炸毁炮楼。
正当“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为久攻炮楼不下十分焦急之时，恰好有一阵东风吹来，这狂劲的东风一下子提醒了周士第：借东风、用火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向炮楼四周搬运柴草，家中柴草搬光了，就到山上割柴草搬来。甚至连妇女、孩子们都赶来搬运柴草。不长时间，大炮楼四周便堆起成堆的柴草。
由于被围困了两个月，大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吃喝等日益困难，水源又被切断，援兵被击退，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更是畏于火攻。遂派人出来同“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
2月13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终于拿下了江家炮楼。
14日，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也跟着出来投降了。
江、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铁甲车队”在广宁两个多月，肃清了反动武装，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均交给了地方党组织，从而壮大了我党自己的武装。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反动势力乘广州空虚，大肆造谣破坏，广州形势骤然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铁甲车队”迅速赶回广州。2月20日，“铁甲车队”返抵广州。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倚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段棋瑞政府的支持，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并联络闽、湘、赣军阀相互呼应，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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