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AB团呢？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人，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男是女，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因呢？！”王震在联席会上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执行吧，一人就只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AB团，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个人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巨大损失啊！王震脑海里始终被这些问题所纠缠不休。
“这样行不行？”王震想了想说，“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没过多久，王震得知：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晚年，王震同志还常常提起朱昌偕同志，每一次都流露出无限的怀念、内疚之情。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1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
谁都说一提保卫处就腿肚子转筋，但面对人人知晓的王震，作为保卫处处长的谭牛山也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用略带讨好的口气对王震说。
尽管谭牛山本人在本质上可能还算个好同志，他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但他直接参与错判错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王震见到他，心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要是按照王震的个性，早就骂出“滚蛋”了。不过，王震这次还是忍了三忍，只是冷冷地说道：“是呀！谭处长有何指示呢？”其中“指示”二字拖得长长的，带着一丝怪声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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