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见夏曦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便与其展开唇枪舌剑。
正当双方舌战愈趋激烈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白军发生了激战。贺炳炎所在的红19团，因为他与政委宋盘铭都被打成“改组派”关了起来，因此整个团一开战便乱了套。师长芦冬生焦急无奈，赶忙派通信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和宋盘铭出山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去，但又怕打了败仗，连自己都被俘虏进去，只好匆忙离开了，装着不知道此事一样。
枪声就是命令。贺炳炎和宋盘铭待“肃反”队员解开绳子，马上抓起通信员送来的驳壳枪，没命地朝响枪的地方冲去。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看着阵地前的白军尸体和成队的俘虏，一面高兴地指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下意识地把驳壳枪朝腰里插。
“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后面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又送上一副闪亮的手铐。
黑暗中，躺在又潮又湿的地铺上，贺炳炎陷于深深的思索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境贫寒，姐姐、哥哥被迫给了人；想到了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父亲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想到了自己一心一意为共产党跑前跑后，出生人死，为什么落得如此结局……贺炳炎们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党，无愧于这支军队。贺炳炎坚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想到这，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丝光亮，身上也感到有了温暖。
在贺炳炎被关押第29天时，贺龙总指挥行军途经“改组派连”，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在里面，便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他十四五岁就当红军，是我要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历史我最清楚！抓他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摘下近视镜，用手擦着镜片：“不要激动嘛，问题很复杂。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
“贺炳炎，我敢打保票。”贺龙将握住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你想过没有，他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今后哪个敢跟我们干革命。谁还信任我们？！”
“那你说怎么办？”
“放，现在就放！”
“放可以，但不能让他当团长了，顶多只能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暂时还不能恢复。”
贺炳炎终于被放了出来。
1934年6月，为开辟黔东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淇滩、凤翔一带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成员都是“肃反”中被诬为“改组派”的人。大家刚从“改组派”解放出来，工作热情极高。全班人马首先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保安团，抓俘虏，缴枪支，壮大自己。
部队迅猛发展，正式组建了沿河县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政委。
9月，沿河独立团扩充为湘鄂川黔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独立师旋即又被编入主力红军，贺炳炎任红6师18团团长。
正当18团发起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时，夏曦发现了贺炳炎。于是，他又以军委分会主席的名义撤消了贺炳炎的团长职务，削官为兵；幸得贺龙、关向应等人全力相争，贺炳炎才当上总指挥部的管理科长。
贺龙见到贺炳炎，安慰他：“炳炎，委屈你了。”
“没啥，革命工作总得有个分工，再小的工作都关系着大局，都少不了，都能为党做事。只要不剥夺我为党做事的权力，我贺炳炎无怨无悔。”贺炳炎望着老领导，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11月，贺炳炎带两名挑夫从大庸高粱坪远途挑盐。数日后，三人返回行至高粱坪山梁时，忽闻村内枪声大作。
贺炳炎放下挑子朝村内一看，不好，白军正像蚂蚁似的朝总指挥部蜂拥而去。他飞快地跑下山岗，朝指挥部大院一站，扯开嗓门叫喊：“机关的勤杂人员都跟我来！”
勤杂人员呼呼啦啦跑出来一大片，有的拿一把铁锨，有的操一把菜刀……他们在贺炳炎带领下，杀入立足未稳的敌阵，捅的桶，砍的砍，很快打退了偷袭的敌人。
总指挥部保住了，贺龙、关向应等首长脱险了，贺炳炎却腰部负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伤愈出院后，夏曦仍然坚持不让贺炳炎当主官。贺炳炎深信只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党迟早会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的。
非常了解贺龙和贺炳炎的廖汉生说：“贺炳炎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了，贺龙就会不假思索地喊一声‘贺炳炎给我上’，贺炳炎绝无二话，转身就会冲上前去。结果钉子总会被拔掉。”
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了十几个师又4个旅共10多万兵力，前来“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敌人分成6路，四面包围，妄图在桑植、永顺一带歼灭红2、红6军团。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红2、红6军团决定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再乘胜转入反攻。
在后坪战斗中，敌人凭着人多势众和有利地形，使我军攻击部队受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部队先后派出两个突击组前去抢占，但皆因敌火力太猛，未能拿下来。眼看自己的将士一个个倒了下去，贺龙心急如焚。再看到歼敌计划就要落空，贺龙命令通信员将贺炳炎叫到跟前，命令道：“贺炳炎，你给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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