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刘泊承总是认真贯彻、坚决照办，从来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他曾经谦虚地说：“我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行，但在组织上我是服从的。”
有一个时期，刘伯承听到有人反映，说军事学院因为有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院长，不认真执行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几总部的指示。这个反映虽然未必属实，但却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更加严格地教育部属不许打着他的旗号对上级领导机关讲价钱、推客观、请求额外照顾。
当时，总参、总政、总干和军训部等领导机关经常派工作组到军事学院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刘伯承每次都指示有关部门热情接待，如实汇报情况，主动配合他们搞好工作。他还亲自向工作组汇报，征求对学院、对他本人的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工作组的成员感到很不好意思。刘伯承笑着说：“有啥子话就说嘛！你们是代表上级领导机关的，站得高，看得远，掌握着全局，要把意见留下来，不要带走嘛！”
军事学院的重大工作，诸如训练大纲、教学计划、开办各军兵种学员系、开展各项运动等等，刘伯承都事先向中央军委请示，事后向中央军委报告。
1954年1月15日，刘伯承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题目是《我在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对同防现代化的一些见解》。这篇发言的内容分五个方面：（一）关于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是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保卫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在党的统一集中领导下，地方主要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军队主要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实现国防现代化。也就是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只有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才有物质基础；也只有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才有保障。忽视任何一面，都是不可容许的。
（二）在国防现代化中加强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
他强调，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任何人不管是有意地无意地离开了党的领导，伤害了党的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将来就会造成历史上不可容许的罪恶。现在我们必须保持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思想领导，群众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才能实现正规化现代化的目标。国防建设中有三大问题——兵员问题、军械军需问题、干部问题，都必须在党统一集中领导之下军队与地方合作。将来实行义务兵役，也需要在中共中央统一集中领导之下，从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到盛市、县的民政部门与军队密切配合，才能实行得好。
（三）现代化国防军在统一集中指挥协同动作下的组织与训练问题。
他指出：现代化国防军，人数众多、装备复杂，必须统一意志、协同动作，这部机器才能正常运转，发挥功能。根据中央军委拟定的全军干部训练制度草案，他强调，训练就是教战，也就是多流汗少流血的备战工作。训练有军队训练，有干部训练，而干部训练尤为重要。为此，就要建立健全各类各级干部学校，包括培养指挥干部、技术干部、政治干部、行政干部的学校，而且各自又应分为初、中、高不同的层次，形成一个院校网，使全军干部训练全面开展起来。
（四）国防现代化与培养高级将领的重要性。
他提出：我们党高级的政治干部、将领干部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安危所系的人物，在领导国家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中都是如此。我们党在组织上、训练上培养高级将领干部太重要了。为此，他提出军事学院准备开办战役系的打算，并诚恳地点出了杨得志、张爱萍、肖克、肖华、邓华、李达、叶飞等10个人的名字，希望他们都能来战役系学习。
（五）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
刘伯承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学习外国先进军事科学的意义，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最大关键，还是要在实践之中。此时只能教以主观与客观符合的思想方法。”这个观点，就是刘伯承一再强调的：在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时，着重点应有所不同，学员入学时鼓励学进去，反对经验主义；学员毕业时提倡去实践，克服教条主义。首先是学进去，尔后是扯出来。
这个“见解”，是刘伯承对于国防现代化所作的全面、深刻，有代表性的一篇发言。发言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他想得深、看得远，所提建议是完全可行的。对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许多争论不休与混淆不清的问题，画出了一个解决的轮廓。
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朱德致了闭幕词，彭德怀作了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之后，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和全军的训练工作一样，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第四节组织国家考试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在北京又出席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这是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贯彻实施的一次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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