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被大会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未记》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总结了起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着重指出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时指出了作战指挥不统一、组织纪律松散、财政政策动摇不定等方面的问题。
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37岁
春跟同学屈武交谈国内革命斗争情况，认为毛泽东、朱德依靠农民、武装农民，走红色割据的道路是完全对头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国内，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1930年38岁
7月底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月在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工作时，委婉地建议应放弃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东方发展，而改向他们统治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同时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动成功也很难巩固，象南京，据提供的力量计算，最多“可固守一个月”。但这些意见未获采纳。
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在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长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汉暴动的计划。
9月24日至28日由武汉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39岁
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盛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
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40岁
1月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2月l日主持红军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
5月组织教员编写教材，提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
5月25日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10月3日至8日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
10月10日主持召开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鼓励学员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红军中去，改进红军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10月中旬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41岁
2月至3月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6月摘译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
7月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
10月摘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11月翻译发表苏军的一篇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介绍军事学上这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使红军干部明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红军干部在军事学术上的提高。
1934年42岁
5月写出《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针对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就游击队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条系统而具体的意见，强调了游击队“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战略上的意义”。
9月写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十项原则和方法。主要是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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