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府在背后支持他们。”
对此，无论在朝中还是在自己的同党面前，石田三成都严加责难。然而，家康却满不在乎。他考虑的是，首先得通过结亲，和他们建立姻戚关系。
但是，秀吉有遗嘱。他怕自己死后别人组成私党，便留下一条禁止私自通婚的法律，规定各大名的亲朋之间的婚事，须在得到上方的赞成后才能决定。家康企图置这条遗嘱于不顾。然而，如果只有他无视法律，而从家康的亲朋中娶亲的别的大名家，不愿破坏这一条法律，那也就无济于事了。
想到这里，家康决定跟北政所商量一下这件事。只要北政所点头允诺，那么，那些在她保护下的、或者过去一直和她很亲近的大名们，就会无忧无虑地跟家康结成姻戚关系。
归根结蒂，家康必须笼络住北政所的心，把她拉到自己一边来。不然的话，对丰臣家的策反工作是困难重重的。秀吉的牌位供奉在京都阿弥陀峰的庙堂里，家康以去上香的名义，多次上山，造访了正在庙堂里守灵服丧的宁宁。同时也赠送了礼物，派遣了使者。对于心境寂寥的宁宁来说，这是莫大的慰藉。
由于这个缘故，在伏见城的朝堂之中，甚至流传着一则带有艳情色彩的猜测性的谣言：
“和内府的关系，有点非同寻常嘛！”
不用说，宁宁并没有那样的感情。不过，在秀吉死后，她觉得家康比别人更可靠，他不仅实力雄厚，而且为人厚道。为了取得宁宁的信任，家康在与宁宁接触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小心。到后来，宁宁甚至认为：“能托付丰臣家和秀赖殿下前程的，除了江户内府之外，别无他人。既然要依靠内府，就得信任他，甚至应该全盘委托给他才是。”
宁宁认为：“家康是不会亏待丰臣家的。如果按现在的样子，由三成他们一帮人拥戴淀姬母子，垄断丰臣家的权力的话，那才是很危险的。”
以上这些判断，是宁宁的理智的产物。而她的感情，则支持这些结论。把丰臣家的权力，悉数奉送给石田三成一派以及他们所拥戴的淀姬和她手下的那批年老的女仆，这是宁宁在感情上所无法忍耐的。这不是妒忌，因为帮助秀吉创建了丰臣家业的是宁宁，而不是三成他们。况且，如果三成他们一派获胜，那么一直受宁宁庇护的清正他们就不得不灭亡。
宁宁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政权可能会转到家康手里。但是她想，如果是家康掌权，那么他大概会给秀赖封赐一个五六十万石的大名，让他在摄津或大和附近拥有一座城池，从而让丰臣家继续自己的家谱，使祭奠的香火绵绵不断的吧，就象秀保护织田家的嫡孙织田秀信，封他为岐阜中纳言一样。宁宁有时甚至觉得，倒不如以此为条件，把政权转让给家康为好。这么大的决心，对于宁宁来说，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有一个名叫诠舜的人，既是近江浦观音寺城的城主，又是个僧侣，私下里曾对宁宁讲过这件事。那时候，宁宁以冷静的态度，从头到尾听完了他的话。她之所以能这样，与其说是靠了理性，不如说是她对那些在大坂拥戴淀姬的石田三成一派人的憎恶使然。上述这些来自感情和来自理智的错综复杂的思绪交织在一起，使宁宁相信了家康。
宁宁回答家康派来的使者道：“结亲的事，我也可以对虎之助他们说一说。”
她立即那样做了。清正当时是个鳏夫，正好求之不得。家康把自己的幕僚水野重忠的女儿收作养女，经过匆忙的准备之后，便把她嫁给了清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家康又把第二个养女嫁给福岛正则的嫡子福岛正之；把另一个养子许配给蜂须贺家政之子蜂须贺丰雄的事也在进行之中。
“阿弥陀峰庙堂的新土还没有干，居然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公然破坏主上留下的法规了！”
三成他们用这样的话来谴责家康和清正他们。然而，清正他们对此却不予理睬。不管三成仗着淀姬母子的权势，如何盛气凌人，从清正他们来说，他们是得到了北政所的默许的。在这方面，他们是胆大气粗的，从而就多少减轻一些因违反主上遗嘱而产生的内疚。而且，当清正私下拜谒的时候，宁宁曾悄悄地嘱咐他道：“万事听内府的。”
只要是按宁宁的吩咐去做，就不会是对丰臣家的不忠。这样的习性，早从少年时代起，就成了他们精神上的一条准绳。
秀吉死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所谓的关原之战。当纠纷发生，三成充当谋主，在大坂举旗讨伐家康的时候，宁宁抽身离开了大坂，移居京都，隐居在三本木地方，一心为秀吉祈求冥福。这期间，宁宁曾训诫自己的侄子——六万石的大名若狭小滨城主胜俊道：“不要弄错方向，要跟江户内府走。”另外，对胜俊的弟弟小早川秀秋——他也是宁宁的养子之一，一方面对于他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参加了西军一事，表示谅解，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以坚定的语气命令他道：“你以后要从西军内部策应内府！”
加藤清正在九州进行了支援东军的活动。在关原战场上，福岛正则等宁宁从小一手栽培大的人以及她的亲属，全部投向了家康所领导的东军。而且他们个个都努力作战，最后，由于秀秋的内应，决定了战局的胜负。关原一仗摧毁了属于西军的淀姬一帮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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