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司礼监随堂太监将皇上给的礼品专程送到张府，并将冯公公的密嘱附耳告诉张居正。一天里，小太监来传话的络绎不绝。
张居正在丧中，因惊悸悲伤卧倒在床，勉强起来叩谢，说：“我的脑袋全赖冯公公才能保住了！”（《定陵注略》）
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滋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举足轻重，索性捅开窗户纸，建议张居正夺情以保住权力。
冯保当然是不遗余力，在太后和万历、以及有关的朝臣那儿分头做了工作。
张居正作为当事人，也是“恐一旦去，他人且谋己”。而且几天来已有令人不安的迹象。按照旧例，在内阁办公室，首辅去职三天后，次辅就搬到原来首辅的位子去坐，并接受同僚与下属穿红衣拜见。吕调阳是次辅，此次虽然没有迁座位，但坦然接受僚属拜见。
张居正知道了，有气，说：“我还在，他就一点也不顾忌。假使我一旦出了春明门，还能让我再回来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典故。唐朝京城长安的正门（东门）名为春明门，于是后人就以“春明”作为京城的别称，北京成为国都后，也是被称为“春明”的。
看来，走还是留，张居正要有一个态度了。
当时朝中诸臣，以对“夺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派。时人评价道，卑劣者附合，高尚者抨击。
即使在张居正的营垒里，也有不少人建议张居正还是顺应舆论丁忧为好。张居正的门客、贡生宋尧愈、蓟镇总兵戚继光、原大理寺卿陆光祖等，都劝张居正回乡。戚继光甚至提出可以让徐阶回来干一段，反正徐老年纪大了，不可能久居其位，三年后把权还回来就是了。
这些人，可说都是张居正的至交，劝他回乡，或者因正统观念较重，或是权衡过其中利弊，而并非关键时刻对张有了离心倾向。尤其宋尧愈看得透彻，他认为：即使走了以后万一出现不测，诽谤之风大起，有两宫太后、皇帝和老臣联手压制，还不至于有大问题。又何必占据要津、手拿利器来防民之口呢？走有风险，留也有风险，但留下来的祸患要大得多。
李幼滋则坚决反对这种看法，斥之为“宋儒头巾迂论”，他以为人一走，形势如何变化，根本就无法掌控了。眼下百事待举，执宰岂可一走了之？
张居正此时进退两难，与冯保商量了之后，认为还是夺情最为稳妥，于是才有了前面的一场场戏。
最富于戏剧性命运的人物，当属吏部尚书张瀚。他是由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平时唯张居正马首是瞻。朝议对他这一点极为不满。但这次，事涉孔孟之道，他不知为何突然坚持起原则来，不肯出面挽留张居正，以此带动了吏部一大批官员联合起来反夺情。
冯保传出中旨（皇帝直接下诏），要张瀚带头倡议夺情。张居正在请归的同时，也跟张瀚吹风，让他赞同皇帝的挽留。张瀚故作不解，说：“元辅奔丧，那是应给予特殊恩典的，但这是礼部的事，与吏部何干？”张居正几次派出说客晓以利害，他就是不为所动。居正大不悦，于是拟旨切责张瀚，说张瀚是“奉谕不复，无人臣礼”。当时，廷臣们个个惊恐，都纷纷附和“保留”之议。张瀚拊膺叹息道：“三纲沦矣！”
张居正益怒，指使言官弹劾这个叛徒。
结果十月十一日，突然有诏，勒令张瀚致仕，吏部全体官员罚俸半年。
举朝为之震动！
为了对舆论有个交代，从九月底起，张居正就按照惯例接连上疏，表示要回乡守制。但是，奏本里却另有文章。他说：“臣闻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报。夫非常者，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后又说自己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皇恩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
这等于就是在暗示皇上，我可以为你做超越常规的事。《明神宗实录》的作者在记录这件事时，也忍不住议论了一句；“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
此后，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又演出了三留三让的俗套戏，张居正便不再坚持要回乡，而于十月十三日提出了“在官守制”的折衷方案。
皇帝让司礼监的太监魏朝随张居正的儿子回江陵奔丧，张居正提出，过了“七七”之后，自己不随朝议事，不参加朝廷庆典，只赴阁办公，并且不穿红色官服。
张居正为表示孝心，还提出守制期间，不领工资。万历就特批每月由有关衙门给张家送油盐柴米聊补困境。最荒唐的是，还让光禄寺每天送去酒饭一桌（也不怕麻烦）。算下来比领工资还合算了。
君臣两个自以为戏演得差不多了，于祖制、于舆论，都可以有了交代。
但他们全想不到，这把戏怎能瞒得过人？
反对夺情的官员立刻发起攻击，且来势凶猛，这是万历和张居正事前绝想不到的。
次第上阵抡开了大斧的，有四个：翰林院的编修吴中行和检讨赵用贤，刑部的员外郎艾穆和主事沈思孝。翰林院的这两位，恰又是张居正的门生。
十月十八日，也就是张居正提出“在官守制”的五天后，吴中行首先向老师发难。他的奏疏写得相当煽情，从人伦大义上对张居正施压。他说：元辅昼夜为公操劳，父子相别十九年。这期间，儿子的身体由壮而强，由强变衰，父亲由衰成头白，由头白成苍老，音容相隔开。现在父亲逝于千里之外，却不得临穴一哭，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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