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很不错，万历皇帝似乎更加信任首辅先生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之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却卑词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是江山永坐。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追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19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特别是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一。数一数，在野士人中威望最高的当属高拱，但高拱在万历那里是绝对通不过的，因此可以放心。还有一个曾大闹过内阁的前阁老殷仕詹，则要加倍防范。此外就是徐阶，徐年事已高，不用防备，他在家乡处境又不好，张居正曾考虑推荐徐阶回来，甚至已经给徐老爷子发了信去。但一想到那样的话，自己就要让出首辅位置了，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断了此念，还是推荐了马自强和申时行——两个三流人才，远不足以为虑。
人事安排好后，张居正便进宫去向万历辞行。那一天，万历在文华殿听课。君臣相见，心里都老大的不忍。
万历说：“先生近前来些！”
张居正走上两步。
万历殷切叮嘱说：“圣母与朕意，原是不放先生回的，因怕先生太伤心了，才特此允许。先生到家了，就快些回。国家事重，先生去了，朕何所倚托？”
张居正连忙叩头谢恩：“臣犬马之心，无时不在皇上左右。皇上大婚之后，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这是第一要紧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望千万注意。此外这几年皇上把什么事都交给臣做，今后皇上要自己留心了。各衙门奏章，一定要自己看，亲自裁决。难办的事，就召内阁的臣子来，商量好了再办。”
万历说：“先生至忠，朕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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