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的领导者，对他们应远之而惟恐不及。或者把那些盈耳的颂歌只当做是苍蝇叫。衡量下属的唯一标准，只应该是才干。
张居正太多地吸取了前辈首辅的消极经验，未能形成一个与自己志趣相投、才干相当的中枢集团。他唯一的一个政治盟友，是那个连权术也玩不大好的宦官冯保。
对才干上稍差一些的内阁同僚，他失之苛刻，驱使如奴仆。对一些为人正直、但持有异议的部院官员，他又视为异己。于是他能够感到亲和一些的，就只有永远笑容可掬的谄媚小人了。
张居正在用人之道上，不要说比上古三代圣贤，即使是与朱老皇帝与成祖皇帝相比，也是相距甚远。
他只是想如何制约皇权，以保障出一个好皇帝；却没有考虑如何制约自己的权力，以保障自己永走正道——把自己视为真理化身的人，在这方面无一例外。
在亲近小人方面，张首辅与凡夫俗子无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万历野获编》），上联说的是他辅佐嘉靖、隆庆、万历三代皇帝，下联说的是他两个儿子分别得中状元榜眼。辅三朝显然是夸大，儿子的荣耀也大有问题。至于“日月、天人”就离谱了。但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也能欣然接受，悬于家之厅堂。
有一位荆州同乡刘珠，是张居正老爹张文明的同年诸生，几十年了也考不出个名堂。隆庆五年由张居正主持会试，刘“老童生”方高中进士，不过当时年纪已过七十。万历二年，他为张居正贺五十大寿，特撰一联，曰“欲知座主山齐寿，但看门生雪满头”。难为老头儿马屁拍得这么响亮，张居正竟也笑纳（沈德符《敝帚轩剩语》）。
其实这样的阿谀，可说是一钱不值，能当面对你说“敬爱的领导”的下属，必是你败亡时逃得最快的小人。有素质的领导，就职的第一句话，就应该是“禁止阿谀”。
“江陵柄政”期间，官员们摸透了张居正的脾气，阿谀之风大盛。六部大小官员视张居正为再生父母，即便晚间在床上，嘿休之后也不忘对着妻子颂居正之功。起先还只是谀居正为伊、周，后竟升级至舜尧。张居正也不以为怪，益愈自负（《明史稿》）。
在张居正执政晚期，被人诟病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亲属谋私与纵容奴仆。
张居正共有六子，即：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他对大的三个，期望很高，督促他们走科举一途。其中懋修才学最高，张居正视其为“千里驹”。大明的规矩，大臣在建功或考满后，可以“荫子”。“文荫”，是其中一个儿子可以进国子监读书，毕业后任尚宝司丞、尚宝司卿。“武荫”可做锦衣百户、千户，再升指挥同知。这也算是仕途，但不能升到大学士和尚书。
张居正希望儿子当中也能出“国器”，逼迫兄弟三人走乡试会试的正途。
万历二年，他的长子张敬修会试落第，这是考官没有买他的面子。张居正为此恼恨，竟决定当年不选庶吉士，为此朝中曾有不少议论。万历五年，三子张懋修因前一年乡试没过关，只有长子张敬修、次子张嗣修进京参加会试，张敬修仍落第，但张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皇帝拔为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世人大为惊讶。万历八年，三子张懋修终于及第，且中了一甲一名，状元是也，张敬修也中了进士。一门两中，天下大哗。
张居正为了儿子的前途，没少使用暗箱功夫。万历八年张敬修和张懋修考进士的策论，都是枪手何洛文代笔的。何因之被授以礼部侍郎，同僚皆鄙视之。
张居正为子弟上进，不惜科场作弊，朝中权贵纷纷效仿，带坏了科场风气。时有张四维、申时行、吏部尚书王国光、侍郎王篆的儿子也都陆续科场得意。
正直之士，也有不买他帐的。大名士汤显祖年轻时文名就甚高，时人多仰慕。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才学上有所上进，便广搜海内名士，以作为儿子的朋友。他听说汤显祖和沈懋学素有才名，就让儿子们去交结。汤显祖断然拒绝，而沈懋学则应允了，后沈与嗣修一同进士及第。汤显祖的清介，为当时士林所称道——宁可穷困潦倒，也不去做豪门的点缀。
大清官海瑞此时正致仕在家，也听到了各种议论，便写信给担任会试总裁的吕调阳，希望他“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张居正）。”（《与吕调阳书》）
琼州至北京，不下六千里，身在海隅的一个闲人都能听到传闻，可见此事议论之广。
张居正如此做法，受到后世谴责。一直到万历中期，还有人指出，国初以来科场基本公道，自张居正始，“公道悉坏”，士人“至今唾骂未已也”（王世贞语）。
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王锡爵当辅臣，儿子在顺天乡试中第一，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从那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儿子不允许应会试，就成为了一项制度。
辅臣是国家的最高管理者，一不应让子弟占尽国家的便宜，二不应为下僚做出负面榜样，避免诱导投机心理，三不应背负不忠诚的污名，失信于天下。大明的君臣在这上面总算吸取了一点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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