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身边有两个小太监是冯保的养子，孙海等就用语言激怒万历，唆使万历将两个小太监打成重伤。然后骑马到冯保的住所外，隔着门大呼冯保之名，一顿乱骂。
冯保被惊醒，大为惊恐，忙嘱咐仆从用大石将门顶住。
次日，冯保立刻将此事报告给李太后。
李太后就指望这么一个出息儿子呢，闻言大怒，脱去盛装，换上了青布袍，头上的装饰也不戴，在宫中散布说：要召集阁部大臣，告谒太庙，废掉万历，另立万历的弟弟潞王为帝。
万历知道后，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赶去向母亲请罪。李太后在盛怒之中也没有好话，大声训斥道：“你以为天下大器就你一个人可以承当？”
太后遂命冯保拿来《汉书》，找出《霍光传》让万历自己念。当念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承宗庙状”一句，万历不寒而栗，泪水夺眶而出。
李太后问道：“看明白了吗？皇帝的废立，古即有先例。来人，去召潞王来！”
万历知道这回闹大了，只好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求饶的话说了一箩筐。
太后消气了后，万历赶紧把孙海、客用逐斥出宫，贬为南京孝陵卫“净军”。所谓净军，是太监里最低的一个等级，也叫值殿太监，是专门负责清扫卫生与种菜的。
万历从此恨透了冯保。这一刁状，告得太毒，险些闹掉了老子的皇位！但表面上，仍给冯保写了个宣谕帖子，也就是悔过书。不过这悔过书里，言辞却略带讥讽，埋怨冯保不应越级告状。
第二天，万历还迁怒于张居正，他问：“昨天朕有亲笔帖子，你看了么？孙海、客用乱国坏法，发去南京种菜了。先生等既为辅臣，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也为尧舜之臣。”
这是在埋怨张居正事先没提醒他，不要闹得太过。
伺候这样的混蛋君主，也真是不易。这哪里能成尧舜，不成纣桀老百姓就要烧高香了。张居正耐着性子看完万历的御笔悔过书，写了一道《请汰近习疏》，解释了他之所以事先没管的缘由。
张居正说：此前他曾经问过负责宫中与内阁联系的文书官，是否有皇上夜游事，文书官答：“并无此事。”因此以为是谣言，也就没有深究。而后，他笔锋一转，说到了实际问题。
他说，现在圣母及时教诲，是好事。希望皇上把司礼监孙德秀、温泰、兵杖局掌印太监周海等，也一并开掉，他们的罪也不在孙海等之下。
张居正在奏疏里开的这个名单，自然是冯保授意的，否则外廷的人哪里知道宫中的猫腻。
万历心里苦啊：娘的，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不敢坚持，只好将所有冯保看不惯的，通通打发走了事。
事后，太后又令张居正替万历写“罪己诏”，向内阁认错。张居正代写的罪己诏用词太过贬抑。《明史》载，万历那年已经十八岁，看过拟好的诏书后，“内惭，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诏”。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史家们都认为，张居正写的这两篇东西，对他和万历之间的关系影响甚大。
《明史》与其他史书上都说，就因为此事，万历心里颇怀恨冯保与张居正。
此说应该不谬。
这确乎是一个转折点。
在此之前的任何文字记载上，基本没有两人之间有裂隙的迹象。在此之后，君臣两个在观念与处理问题的主张上，常有抵牾。
此后有一次，讲读完毕时，万历兴致不错，挥毫为阁臣题字。忽然，他用笔饱蘸墨汁朝冯保甩去，把冯保大红的衣服甩满了墨迹。冯保惊呆了，在一侧的张居正也脸色大变。万历没事一样，写完了字后，扬长而去。
他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内心的愤恨。
万历在内心世界里，与张居正、冯保已渐行渐远。
于慎行认为，“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谷山笔麈》）。对万历束缚太过，导致万历“心已默忌”，所以后来一遇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这种管制与反管制，从本质上说，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万历的皇权弱小，张居正的相权强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由他代行了皇权，这是特定背景造成的。一旦皇帝要求收回皇权，冲突就会开始——哪怕张居正一贯做得完美无缺。
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政权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人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缩？他在犹疑不定。一方面他曾对友人表示，不惜“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即使百官不配合，他也“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另一方面，在万历成人之后，他又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不能让人议论自己是个恋权的人。
万历八年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
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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