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龄上推测，这个辽王的遗孀年纪不会很大，大约不超过28岁，复仇的勇气确实可嘉。她的奏疏，估计是羊可立之流给出了主意，说到了要害处。
只要提到财产，万历眼睛就会放光。
一年前倒张运动刚刚发动时，恰逢潞王要结婚，李太后与万历商量筹措费用的问题。万历就曾埋怨。以前官员们只知道给冯、张送钱，财富都跑到他们两家去了。
对张居正家的财产，估计万历是有过想法的，不过在政治上已经把人家剥夺得干干净净了，再打人家财产的主意，总要有个像样的理由才好。
现在，就有了理由。
这次万历有了明确态度，下旨曰：“张居正侵盗王府金宝（开宗明义第一条），其父墓地侵占王坟，掘人坟墓，罪恶深重。你等如何不究治？”然后下令派人前去照着奏本内的原王府所有财产，包括湖泊水田，一应财产，全部抄没入官，变卖后将银子拿回来（这才是实质问题）。金银财宝也要查明白，都追缴上来，不许隐瞒、包庇（吸取查抄冯保家教训），如有人敢，就要拿来重治！
圣旨的最后一部分才提到，将废革辽府的情况也要从公勘明（“从公”二字堪可玩味），汇报上来。
派去抄家的人，有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杨王相、锦衣卫都指挥曹应魁，到湖广后，会同抚按一起查抄。
圣旨一下，天下震惊。一年前免去张居正各职衔的时候，还仅仅是个犯了错误的官，现在，则是拿他当罪人看了。
昨日热泪涟涟阿谀张公的，现在都缄口无言了——阿谀就这么一钱不值，可惜张公已经看不到了。但朝中仍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逆潮流而动，上疏谏阻。他以当年查抄严嵩家产为例，惟恐查抄会累及当地百姓。当年查抄严嵩，因为嘉靖事先把严氏的家产估计过高，结果抚按抄不出那么多来，怕担包庇的罪名，就在江西株连搜求，抄没的财产多半出自无辜百姓。
赵锦是个偏不服从“墙倒众人推”铁律的人，直言张居正不可能有太多财产，说他家有三百银火盆之类，都是由于人心愤恨，言过其实。要是这么兴师动众地下去，“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况且对张居正惩罚如此之重，也没有必要，今后大臣哪个还敢做事？张居正因为平生操切，擅权专职，与名教决裂，惹恼的人太多，可是绝对没有异志。受顾命之后，辅佐皇帝您于幼龄，日夜勤劳，中外安宁，这功劳安能泯灭！
说来，赵锦并不是张居正一系的人。相反，在万历初年他看不惯张居正的那套霸道作风，提出过意见。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妄议朝政”，迫使他挂冠而去。
现在，他敢如此仗义执言，也是有这一段坎坷做本钱。否则“余孽”的帽子立刻就能戴上几顶。
万历此时财迷了心窍，根本不听。
派去查抄的两个主事者，张诚和丘橓，也是万历精心挑选出来的。张诚是长期负责监视张居正和冯保的宦官，万历的狗腿子，没受过张、冯的什么恩惠。丘橓为人“强直好搏击“，爱弹赫别人，张居正一向厌恶他，不予起用。
万历的考虑是，这两个人去办差，下手一定会狠。不狠，财产就弄不上来。
时任侍讲官的于慎行，知道不好，很为张家担心，便写信给丘橓，请他务必手下留情。这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人马，当年也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张居正对他说：“我待你甚厚，你也这么干？”于慎行答曰：“正因为张公对我好，我才这样做！”张居正拂袖而去，老于知趣，没几天就自己辞职了。直至张居正死后才复职。
他写给丘橓的信里，有几句话是在后世广为流传的，堪称千古名言，他说：“江陵……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国榷》）
——是啊，颂歌文章，少几篇也罢，无须日日盈耳了！
于慎行的劝告，丘橓不可能听。
丘橓是山东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这人很耿直，初任刑科给事中，曾上疏言“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直接批评严嵩，也不怕掉脑袋。被他弹劾倒的官员不计其数。嘉靖末年又迁兵科给事中，莫名其妙地得罪了嘉靖，被打了60下屁股，斥为民。离京的时候，身边仅有“敝衣一箧，图书一束而已”。 隆庆初年，任南京太常少卿，后又进升大理寺少卿，因病免职。
万历即位后，言官纷纷推荐他，然而“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秋，张死后才被起用，任左副都御史，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他虽然强直好搏击，但“其清节为时所称云”（《明史》）。
看来，这是个海瑞式的清官，万历派他去，放心，金银财宝不至于流失了。
果然，张诚、丘橓受命后，决心甚大。一行人立即驰往荆州，准备要穷搜极治，挖地三尺！
丘橓出发前，先派人通知荆州地方官员登录张家名册，一个不能让跑了。
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怠慢，把张家人赶到旧宅里，将门封住，禁止出入。当张诚等赶到开门查抄时，里面老弱已经饿死十几口人了。死人骸骨也被饿狗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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