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我以为，唯一可以勉强解释得通的，就是万历要以这种酷烈手段，为皇权张本，裁抑权臣。后世有人曾说，明朝只有两个人可称“真宰相”，一为严嵩，一为张居正。但当今也有人指出，能操控全局、决定国策的，唯张居正一人而已。
明初李善长、胡惟庸，不过仅仅专恣自用、广树朋党，就被朱元璋诬以谋反罪族诛。而张居正则是在十年柄政中，完全代行了皇权，成了真正的“无冕皇帝”。他忠心事君，操劳十年，使老大帝国重见雄风。但无论如何，是大大地触犯了皇权体制——这一杯羹，寡人可与王振、刘瑾这样的家奴分享，却不能容得一个有作为的权臣染指。万历只不过学了他的老祖宗，以非常手段摧毁权臣根基，让千秋万代的大臣不敢再做此念。
如此而已！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清算张居正的人，是慈圣太后（李太后）。但是，其间未见她有任何动作。她对张居正的人品、才干及忠诚，应是十分信任的。万历的前十年，是她与小皇帝“孤儿寡母”的权力危险期，她却毅然将一切国事委之于居正，不能不说是独具眼光。
但张居正死后，她却容忍了万历进行这场毫无必要的清算。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听信了万历的话，贪图张家的一点点钱财。
但我以为，还是“实用主义说”才能合理解释她的这种沉默。
张居正生前不会对皇帝位置构成威胁，她是坚信不移的。那么死后，世间是否还有张居正，她没有把握。因此，借张居正身后名声的败亡，儆示将来可能觊觎皇权的大臣，亦无不可。
但是，这种鼠目寸光，这种卑鄙手段，很快就见出其负面效果——简直是天报应！
一个大国之兴，须百年以上的震荡与血浸；
而一个大国之亡，只短短十几年间就可成为定数。
一位大国的执政者，他尽可以尚气任性，予取予夺，甚至视民生若无物，但是，他或他的子孙绝逃不过洪水滔天的那一刻！
居正倒台，万历松绑——小皇帝久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在砸烂昔日权威的狂欢之中，帝国刚刚修复的马车，又疯一般向悬崖驰去。
一切都反着来吧。
万历和张、申内阁君臣相通，“尽反其政，以媚天下”（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张居正裁汰冗员，以舒财政之困；那么我就恢复冗职，多多益善。至万历二十年，净增139个职位，不仅将隆、万之交所削减的职位全部恢复，还有所增加。
张居正改革学政，裁抑生员；那么我就增加名额，任其干政乱政，鱼肉平民。
张居正整顿驿递，缩减供应；那么我就放宽限制，让禁令名存实亡，大家一齐来沾光。
张居正提倡任人唯才，不拘一格；那么我就重新设定资历阶梯，不问能不能胜任，只管资历够不够。
张居正力推考成法，讲究行政效率；那我就废除考成法，行宽厚之政，做与不做，随你们便吧。
吏治上的松弛，固然是皆大欢喜，又有万年的太平官好做了，可是，效率下降的背面，就是腐败上升。
而腐败这碗美酒，皆是民力的血汗酿造！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然还在执行，但清丈已全部停止。最富庶的江南一带，富户与官府重又勾结，隐瞒土地，降低户等。有的里甲有田千亩；有的里甲仅有数十亩，赋税摊派仍是按照里甲。这又是穷者税重、富者税轻，以致贫户“家破身亡者十之八九”。
贫户不堪压迫，只得破产逃亡，土地兼并死火复燃。常有一州一县的土地，为王府所占达七成，军屯占二成，民间仅占一成！
张居正执政期间，收支平衡，且年年有盈余。万历刚一亲政，就入不敷出，亲政当年就超支54万余两。第二年超支176万余两，以致“计十余年之积，不足为二年抵补之资”（《万历起居注》）。
宫内开支再无人限制，钱不够用，就搜刮国库与州县。户部的年收入，三分之二收入内库；州县则“尽刮库藏，尚不足用”（《明神宗实录》）。
万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发动“三大征”，平定内乱，援朝抗倭，武功伟业固然辉煌，但总共耗去军费1000余万两，家底已经空了！
——“国储荡然，基无穷之祸”！
张居正攒下的家底光了，就另法搜求。万历二十四年，万历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加征工商税。富商不能承受，破产者十之六七。
矿税太监随意差遣呵斥地方官员，搜刮勒索，仅在云南一地就杖毙数千人，数度激起民变。
——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只要有人活着，钱是搜刮不完的。
万历十二年，那个把张敬修给逼死的丘橓，忍受不了官场的腐败，上疏痛斥不正之风：“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
他万分感叹，说如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况以官致富，又以富买官！”（《万历邸抄》）
官如此，百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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