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凄风苦雨的一年时间里，足够他回味往日辉煌的了。他无数次想过的，也许只有一个问题——打了一辈子鸟的人，为何被鸟啄瞎了眼睛？
五、内阁门外的最后一级台阶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
徐阶是个思维缜密的政治大佬，在他的囊中，揣了许多棋子。自他担任首辅以来，他就一粒一粒地在布子。而张居正，是他最中意、且又是最后的一颗棋子。他的这种眼力，使他在晚年得益不少，否则，下场不会好于严嵩太多。这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
他对张居正的栽培，处处都有心机。当年他提拔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使张在众多监生中有了威望，这是在为张居正积蓄做大事的资本。明代由监生入仕而任各级干部的，有一定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气氛来，到日后，必会有用。
嘉靖四十二年，也就是严嵩罢相的第二年，徐阶又把张居正的位置挪了一挪，推荐他去参与重校《永乐大典》，同时又让他担任修撰《兴都志》的副总裁，实际主持全盘工作。总裁是老徐自己和另一位大学士袁炜。
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插，目的是为了能让张居正在嘉靖皇帝那儿有个深刻印象。
这所谓的“兴都”，就是湖广的安陆，这地方在嘉靖一朝非同小可。这里是嘉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继位，是由于武宗（正德皇帝）无后，从旁支选了一个入继大统的。当了皇上后，他忽发奇想，要把自己死了的老爹也封个皇上，在执政初年，狠狠的闹了一场“大礼议”风波。这本来就是胡来，没有任何法统依据，但他终于力压群臣如了愿。
兴献王成了皇帝了，安陆也就改了名字叫“承天”，同时还有一个尊称叫“兴都”。《兴都志》（又名《承天大志》）是嘉靖为自己的“正统”出身造舆论用的，所以每一篇稿件都要亲自过目。
张居正在编辑这部《兴都志》的时候，荣耀是荣耀，却发挥不了什么才能。写的东西，无非是马屁文章。有人明知是马屁文章也要随时欣赏，所以只好胡吹。比如，把兴献王比做周文王，什么“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这基本是胡说八道。又称嘉靖乃“今之尧舜”，就更是令人瞠目。不错，确是尧舜。但是，是假冒伪劣。
张居正才是真正的“天纵圣哲”，能来写这种玩意儿，证明他已历练得有点功夫了。在一个疯人充斥的世界里，你也得做一个疯人才显得比较正常。
那个与徐阶两人同为阁老的袁炜，是个最著名的“青词宰相”。张居正写的稿子，他要死劲删改后，才能递上去。袁炜后来病死了，张居正的稿件直接拿上去后，嘉靖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吹得还不够——鬼都不看的东西，却要耗费很多精神来写！
嘉靖四十三年，《吹牛大志》总算写完了，徐阶立马又挪动了张居正一下。让他任右春坊右谕德（虚衔），实职是裕邸讲读（裕王府的讲官，从五品)，给皇子当老师去了。嘉靖那时未立太子，所生八子死了六个（都让太上老君给召去了）。裕王是现存仅有的两位之一，而且是长子。按照立长原则，裕王是皇位第一继承人。
徐阶的这个安排，用心良苦啊。
张居正这个人，写阿谀奉承的奏章写不好，如果爱听马屁的嘉靖再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就把他给埋没了。那种玩意儿，也确实得脸皮够厚才写得出来。
譬如那个擅长此道的大学士袁炜，看见发生日偏食，一件本是不吉利的事，他偏要上奏祝贺，说：食仅一分，与没发生差不多，因此臣等不胜欢欣。还有，听说皇帝养的猫死了，又赶忙写悼词，说那是“化狮为龙”。——简直晕死！
唉，读书人，你为什么不羞耻！
而张居正的才学见识，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裕王府讲读，也就是给裕王讲课，“王甚贤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裕王很善待他。王府中的太监也无不和张居正友好。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讲得非常到位，裕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住张老师，以表示崇高的敬意（《文忠公行实》）。王府的侍从大太监李芳对他也极尊重，经常向他请教书中道理，谈话往往涉及到天下事。
这一段实践，也见出了张居正的本事——善于和太监们周旋。他后来执政时，与在内廷掌实权的太监关系处理得很不错，从这里就看出了苗头。
裕王的弟弟是景王，两人都不是太子，于是关系就很微妙。嘉靖原来立过太子，但是死了，按理裕王就该晋封太子，但嘉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相信所谓“二龙不能见面”的说法，就长期不见裕王，不重新立太子，反而对景王很欣赏。而景王想要夺嫡的动向，在宫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严嵩当国时，倾向的是景王；而徐阶、高拱等则是拥裕一派。那时，谁也说不清楚将来的变化，干脆就赌吧！反正到时可以据理力争。看来，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身边，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所幸，嘉靖四十四年，景王也蹬腿儿了。裕王才算坐稳了皇位继承人的椅子。这个结局，注定了阿里巴巴的大门迟早要对张居正打开了。因为依例，东宫（太子府邸）的讲官，是一定要被任命为阁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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