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份，是词臣、文字匠。他的官场形象，是沉默，无所作为。官场上的时光，一刻值千金，他却整整沉默了19年。
这里面，徐阶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实徐阶与张居正，根本是两种类型的官员。人们对徐阶的责难，多半有道理。他乐于居间调停，玩平衡；一遇险阻，立刻后退。海瑞说他是“甘草国老”，“畏威保位”，大概是不错的。他的原则，就是要把事情干成，否则就不干。
杨继盛上疏倒严嵩，他不赞成，认为无益。杨继盛因上疏得罪嘉靖而下诏狱，他不援手，认为事情已不可为。张居正对他的麻木不满，他却不无幽默地让居正自己去试试。——不用真的去说情，只让你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难度。
而张居正，则与高拱是一类人物。他们俩都是要做事的，剑在匣中则鸣不平。所以才有相期“以平治天下为己责”，要做“救时宰相”。他的原则，是要干事，对“无为”的状态感到难以忍受。
老师的传授，对他，显然起了作用，张居正接受了徐阶的策略。就是，将“要把事情干成”作为第一原则。
因此，在张居正“刚”的一面上，又加上了“柔”的色彩。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他即将踏入内阁的前夕，都处在“守雌”状态，养精蓄锐也。进入内阁后，开始也很谨慎，直到大权独揽为止。
先柔后刚，是他仕途生涯一条明显的曲线，这也是他和高拱日后的命运有天壤之别的关节点。
我可以等待，我甘愿沉默，但不是无原则的，为的是拿到“干事的权力”。
张居正说过，徐阶“沉机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很多机密的国家大事，徐老师只和他一人商议。比如，嘉靖皇帝曾经怀疑过裕王的接班能力，让徐阶去查成祖是怎么看待太子的。成祖故事，就是老皇帝老是想换掉太子。徐阶会意，做了很好的解释，打消了嘉靖的疑虑。张居正说，“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
徐阶这样做，自有他的用心，是刻意培养居正成大器。
这些熏陶日久，就让张居正学会了掩盖住本色，先随波逐流，后中流击水，免得尚未有所举动，就被滔滔大水呛死。
但是，张居正从本真上，是一个“贵乎自我”的人，倾心向往“竹林七贤”那几个人“有谤牍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的气概（《七贤咏•序》）。他只要一得手，就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才不管你同代人、还是后世人怎么说三道四。
徐阶把他作为“图穷匕首见”的一个人物，在最后拿了出来，以挽回自己招揽高拱的失败，这是一个大智慧。但徐相公绝然想不到，他一下子就为大明帝国放出了一头潜在的雄狮！
要让张居正尽快入阁！
这是徐阶头脑中电光火石的一闪。这位老先生，现在的思维完全集中在具体的人事问题上了，其实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人事问题、权力分配的问题。至于主张些什么东西，倒成了其次的。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不过是拿到权力的一个手段而已。
徐阶目前最看重的，恰好是张居正所具备的人事上的条件。首先，他跟李春芳——目前的次辅——是同科进士，李是状元，张是二甲九名。同年，成绩又都很好。徐阶想：两人彼此可能会服气、会相处得很好，不至于两个接班人在内阁里掐起来。
其次，张居正和高拱都曾是裕邸的僚属，在国子监和修《永乐大典》时搭档多次，高拱不会有抵触，张居正的进入可以很顺利。
三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关系微妙。两人有过一段情谊不假，但高拱这人心高气盛，没有真正把张居正当个人物。以他看来，张居正才具平平，辈份又晚，根本不在自己的这一档次上。当个副手，还可以。别的，看不好。因此徐阶想：高、张二人不大可能结成联盟来对付我徐阶。
张居正和高拱交往，是忍让的时候多，压在心里不说而已。高拱对此一点也察觉不到，但是徐阶却看出来了。而且徐阶对两人水平高下的评价，与高拱本人完全相反。徐阶看张居正，其才干、胸怀、气度，无一不比高拱强。把张居正收进内阁来，由他来制约高拱，是决无问题的。否则，我老徐一退，靠一个好好先生李春芳根本压不住高拱，说不定还会被干掉，那样的话晚年就别想平静了。
明代的官员薪俸都极低，京官不受贿、外官不从赋税上抽取“常例”（捞油水）是活不下去的。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自己种菜吃，冬天披着被子御寒，那是疯子所为。贪污受贿，人人心知肚明。但是政治上不能倒台，一旦倒台了，贪贿就成了个问题；不倒呢，就不是个问题。
退休，也就是失权。失了权跟倒台有点类似，万一人家借什么风潮追究起来，就会有尴尬。因此，退休了，台上也得有自己的人，作为防火墙吧。这就是徐阶从张璁、夏言、严嵩的结局上悟出的道理。他要跳出这个宿命的怪圈。
他在执政的最后这几年里，主要考虑的事情，就是选人。
老官僚，看人往往凭直觉，这次他完全看对了。以张居正的能量，对高拱岂止是制约？人们不会想到，低着头做人的汉子一旦爆发起来，会有何等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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