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进行了两年多，前首相徐阶贪财之名，哄传天下，三个逆子也被发配戍边。一世的清名，全毁了。所幸高拱还是个讲“费厄泼赖”（绅士风度）的人，后来决定收手。张居正此时也极力主张罢休，多少对他也起了一些作用。
于是高拱屡次致信苏松地区的当道者，要求对徐阶与其儿子给予宽容，其辞颇恳切，说是“必望执事作一宽处，稍存体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仆至愿也”。
高拱之所以没有“追穷寇”，就在于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徐老大人既已尝到欺辱百姓而遭的报应，也就算了。
他在与别人谈及此事时，曾经说道：“华亭（徐的别号）之事，一切忘却。”徐阶已不复当日气焰，“黄粱已熟，大梦已醒”，让他自己回味去吧。
后世史家多认定高拱对徐乃是挟嫌报复，说“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明史•高拱传》）。我以为，他的报复心理固然有，但从其为人来看，这样做，也有他向来容不得违法乱纪的因素。前因后果，总起来考察，高拱做得还是相当磊落的。
徐阶有幸，终不至于死掉。后来高拱下了台，他便一直在张居正的护翼之下了，晚年倒也无事，而且，是死在了张居正的后面。
世事何是梦？何是真？老人家自是领略到了真味。
再说高拱回阁后，仅居于李春芳之后，是为“次辅”，但他的权力资源无人可比，行事也就无所顾忌，实际上已具有首辅的威力。这时候，自然该下手来清理内阁这个牛圈了。当代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一流的政坛“拳手”，往日令张居正一筹莫展的人事，高拱一来，便挨个儿“修理”。仅仅两年左右时间，文渊阁内，就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紫禁城内靠东边的文渊阁，原本是个藏书馆，明成祖正式成立“内阁”那会儿，没有办公地点，就借用了这里。后来是干脆与这个皇家图书馆合署办公。最后，皇上又下令给文渊阁添了几间平房，成了内阁正式的办公署。
高拱曾在这里受了徐阶不少窝憋气，今日，环顾左右，也是不顺眼的人多——这样天天讲“之乎者也”的内阁，还能办什么事？于是，他又来了倔脾气：知道我是谁吗？有我，就不能有你们！
这样强悍精明的人，一回来，势必和另一个自负也颇高的赵贞吉形成对峙。说起来，他面对的还是一个徐阶遗留下的老班底；赵老夫子、李大状元、张小相公，都曾是徐阶口袋中的人物。
李春芳无主见，事事退让，先搁下再说。张居正谨小慎微，又与高拱毕竟有不浅的渊源，看来似可以为谋。只有那个赵老头，既是徐阶提拔的，又对徐阶倾心敬仰，新的内阁混战自然是拿这个老头儿开刀。
内阁充满了战前的紧张空气。首先忍受不了的，反倒是高拱的昔日袍泽——陈以勤。他虽并未卷入政争，但对高拱主持吏部的做法大有异议，不断上疏旁敲侧击，这当然触怒了高拱。不过高拱念及旧谊，也仅仅一个不理睬就是了。最终，他觉得无法作为，于隆庆四年七月归老田园了。
在高拱入阁后，赵贞吉见高拱掌了吏部，权势太大，便也经过活动，兼管了都察院，成了科、道领袖，一时与高拱成双峰对峙之势。
隆庆对他们两个都是青眼有加，委以重任。也的确，有这两个人给他看家，他尽可以放心，只管夜夜金樽美酒花姑娘了。
可是，在咱们中国，像“一山容不得二虎”这样滥俗到家的俗语，往往包含的是千古不移的真理，比孔孟还要接近真理的核心。
高拱与赵贞吉，若真是能如隆庆所愿，携手并进，那还真是大明朝的至福。可惜，两人从来就没有好好合作过一天。随着隆庆皇帝发出的一道整治科道的命令，两人立刻撕破脸皮，兔起鹘落，大打了一番。
强手过招，招数之凌厉不说，还带有某种喜剧性。明朝人，这回好好的看了一场文渊阁大戏！
这两个人在朝中的势力，可以说是各领了一支精锐军团。高拱，掌管的是人事系统。他的吏部，分管的是官员的注册、定级、考核、授衔、封赏之事，是往上抬人的。跑官的人，就要往这儿跑。不过在徐阶任吏部尚书之前，吏部的官员们有个很严格的不成文规矩，就是决不与百官接触，自成体系，省得老有人半夜敲我们家门。
赵贞吉管的是科道。科，就是“六科”，其职能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道，是都察院系统的简称。之所以称为“道”，是因为都察院下设了“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当时十三个“省”的监察之职。这是个“条条系统”，不受地方牵制。他们管的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冤狱的事情，职责是往下“砸”人的。这两大部门，在明代公文里常常合称“科道”。其官员，就是具有极大杀伤力的“言官”。
科道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小官，六科都给事中（科长）仅仅是个正七品、一般给事中只有从七品，跟个县长差不多。监察御史也是正七品。官阶虽小，却可以弹劾一、二品的大员。这是古代行政制度里有名的“小尅大”原则，是为了防止官大了谁也管不了，腐败一暴露就是千万贪污犯。皇帝就拿这些“小萝卜头”盯着你，一动就检举你，有利于高级官员的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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