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军队，还叫个军队。而当下军队的装备和士气，只能说是乌合之众了。因为军费不足，士兵们军衣褴缕，形同乞丐。所谓铠甲，就是在衣服上缝点儿小铁片，跟唱戏差不多。甚至还有以纸麻塞在衣服里充数的，称之为“纸甲”。真真闻所未闻！
所以，以如此之军力，去挡俺答的十万雄兵，不是以卵击石？
人们习惯了。自成化年后，凡是能杀得三五个敌人的军队，那就是铁军了。武宗在正德十二年微服出塞游玩，与北元的军队遭遇，损失官兵几百名，杀死对方16名，竟宣布是获得大捷。弘治十五年，杀了达延汗80余人，竟然保举了1563个有功官员。即便在最近，由总兵赵岢打胜的一仗，也不过斩首对方6人！
面对这样的军队，任是什么样的“愤青”，也是没脾气了。因此，在处理“三娘子危机”的过程中，高拱和张居正的一系列策略，都是相当之高明的。
在目前，如何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
硬打是不可能了，只能智取。张居正坚持“封贡”和“开市”的主张，你总要让人家有饭锅用嘛！他写信叮嘱王崇古和方逢时，在此问题上决不能退缩：“事机所在，间不容发，尊见既定，断而行之！”（《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
朝中以内阁与边臣为一方，兵部与言官为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反对派无非是认为，议和乃示弱，马市易启边衅。甚至有言官诬告方逢时等通敌，罪不容诛。言之凿凿，就像亲眼所见一样（言官的话，要到爪哇国去听）。
高拱、张居正抓住根本不动摇，命中书官翻出成祖时的老档案，上面载有成祖封北元归顺者“忠义王”、“忠顺王”的先例，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最后由隆庆亲自“上裁”。他说，“此事重大，边臣最明白底细，现在边臣说干得，你们几位爱卿也说有道理，那就干吧，多费点钱粮也罢。”
一锤定音！
隆庆四年十二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也各给封赏。同时宣布开市。
明廷对开市也做了一些限制，以防发生负作用。为了防止鞑靼把锅买回去后翻造兵器，特令边贸只能出口“广铁”铸的锅，据说广东的铁锅硬度不行（低档产品），造不了兵器。火药硝磺等严禁流出。至于棉花、衣服等蒙古人民急需之物，全部放开。
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全等“诸逆”从边境押到。隆庆亲自主持受俘仪式。此项仪式之庄重，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有极为传神的描绘。而后千刀万剐，传首九边（头颅在九大镇巡回展览）。
祸首伏诛，天下太平。
这样做，其实哪里是多费钱粮？和谈以后，仅宣大三镇，每年就可省下边费60万两，等于明朝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赚大了。
关键是老百姓可以喘口气了。史书上关于休战后的描述，欢欣之辞令人动容。譬如“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稿》），譬如“由上谷至河湟万里，居如堵，行如家”（《国榷》），又譬如“九边生齿（人口）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方逢时语）。
可怜老百姓，“有生之乐”的日子在史上并不是很多。这样喜气洋洋的文字，在史书上也不是很多。
一场“铁锅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边境此后30年基本相安无事。
今人有曰：俺答的这次归顺，是受降、封贡、互市三位一体，自汉唐以来，中原从未有人做到过。
高拱、张居正，在这件事上居功至伟！
两人联手期间，内乱外患逐一平定，大明的颓势有了复振的希望！
首先“鞑靼”已被死死压住。那时的蒙古，有两大部分，一部是蒙古右翼，就是俺答，他统辖了土默特部和他死去的哥哥吉囊的鄂尔多斯部。另一部，是蒙古左翼的察哈尔部，也就是小王子的土蛮部，这本是达延汗嫡系的继承者，却被俺答从草原撵到了辽东。
蒙古的“左翼、右翼”，有时候搞得我们头晕。其实只要打个比方，就很清楚了——将蒙古比做一个巨人，他面朝我们明朝站着（阿Q说，他必须面朝我们站着）。他的右手，正好就是蒙古的西部（宣大以北），他的左手，就是蒙古的东部（辽东）。
跑到辽东去的小王子土蛮部，不接受明朝的封贡。高拱、张居正启用总兵李成梁，在辽东的卓山打了它一家伙，基本把它打服。
此外广西古田的僮人叛乱、广东的曾一本等叛军作乱和敌视明朝的贵州永西土司，也都逐一被平定。到隆庆六年，大明已经是四海升平。张居正不无得意，谓之“东师奏凯，西虏款关（求和）”。
李贺诗云：“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哪个书生又成为了万户侯呢？）
张居正，将不会有这种哀叹！
当然，英雄自有过人之处。我在翻拣他处理俺答事件的资料中，发现他基本都是头一天获得边报，第二天就有明确答复。当时的军情和中枢指令，都是由兵部快马递送，昼夜兼程，一来一往不过三五日。军情的报送和回馈，都是随到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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