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分子，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即是高老。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的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事烦恼，几欲愁死，你怎么还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为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踌躇，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做还是不做？令他着实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草民我认为，此乃他一生之中的唯一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不动摇，岂非花岗岩式的思维?
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以张居正的绝顶聪明，何以把自己降到冯保一流的水平？小人只是图一时之快，而张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蛮干，所担道义风险之大，实难以预料。
张居正决定还是要把事情干下去。东厂已经发出拘票，把前司礼监大太监陈洪拘捕到案。一张漫天大网开始撒开。
高拱的项上头颅，至此已岌岌可危!
据《国榷》一书的描述，事情到此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个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礼与杨博起了作用。
葛守礼不忍坐视高拱被陷害，便在危急时刻拉了杨博去见张居正。双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张居正说：“两位还是不必多说了，东厂已经办结，一待同谋人逮到，就可以上奏请示处置了。”
葛守礼猛然站起，向张居正一拜：“我葛某岂是赞同乱党逆贼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高拱无罪！”
张居正沉默以对。
葛守礼又说：“早先夏言、严嵩、徐阶、高拱诸公，递相倾轧，身败名裂。这是张公您的前车之鉴。”
张居正愤然道：“两位是说我想陷害高公么？”
当下便拿出一份东厂的文件给二人看，意谓此案系东厂一手包办，与己无关，却不料在这份审结文件上，张居正曾亲手加了四个字“历历有据”，一激动之下，他竟然把这个茬儿给忘了。
葛守礼接过文件，看到上面有张居正的笔迹，微微一笑，将文件猛地藏进自己的袖中。
张居正这才醒悟，连忙掩饰道：“那上面有的地方与法理不合,我给改了几个字。”
葛守礼随即好言劝道：“机密案情，不报给皇上，先交给内阁，有这道理吗？我们二人不是说张公您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现在只有您才有回天之力了。”
张居正见短处已握在别人手里，意识到如果继续干下去，确实可能后果难料。便犹豫道：“但后事如何了结？”
杨博即说：“有何难结？只须找一个勋臣世家子弟来，不会有什么顾忌，自然能办好此事。”
第二天，张居正便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前去东厂，与冯保一起会审。
朱希孝是辅佐明成祖谋反的“靖难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孙，是当今朝中级别最高的探长。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自此，冯保垄断王大臣一案审讯的企图完全失败。
张居正已明确开始转舵。
但朱希孝并不知内情，他感觉夹在冯张的威势与朝官的清议之间，万难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杀身之祸。这位身世显赫的刑侦武官，情急之下计无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来!
纠纠武夫，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其时官场之险恶。哭够了，还是要寻个出路，朱希孝只得去拜见张居正，讨要一个主意。张居正并不多说，只让他去找杨博。
杨博心中已有数，便开导朱希孝说：“张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阁老的体面，怎么忍心让你去干陷害的勾当？”遂将了结此案的办法一一指点。朱希孝茅塞顿开，大喜，掉头就走，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工作。
此时已是正月二十八，数日之内，事情已峰回路转，最明显的标志是张居正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议要谨防王大臣“妄攀主者”。他说：“臣听说厂卫连日加急审讯，案犯支吾其词，案情仍不清楚。臣以为应稍加缓和。如迫得紧了，反而将真情掩盖住了。审讯过急，恐怕还会诬及好人，有伤天地和气。”
此疏与此前所上的“务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论已有天壤之别，说明张居正已决定将此案全面刹车。
此后，他又连续给高拱写了两封信，头一封是“令拱切勿惊死”，第二封是进一步温言安抚（《万历邸抄》）。
张居正在最后一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后办案情况的发展，证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这人，是掌管锦衣卫的武官，深得张居正信任，但以往与高拱亦有旧交，此时也甚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张居正已发出转向的信号，朱希孝便决意为高拱洗清。
按照杨博的指点，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私闯大内谋刺皇上是要灭族的，你为什么要干这事？若从实招来，也许可以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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