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开始称王，“定国政”，大败海西女真九部，统一建州女真，成为一方势力的整个过程，恰是在李成梁卸任期间完成的。其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还以努尔哈赤守边有功，封他为“龙虎将军”，证明那时大明与努尔哈赤的关系还相当默契。
李成梁起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无须负什么责。至于后来努尔哈赤终于统一了女真三十部，国力大盛，以“七大恨”为理由兴兵反明，那只是借口罢了。狼想吃羊了，谁还有什么办法？
人之在世，常有无数的错谬纠缠。有时候，“时代”这个词，也成了某种不负责的借口。其实无论什么时代，智慧是不能少的。因为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来自愚蠢。
避免愚蠢的方法之一，即是读史。
青灯黄卷总有味。
在对以往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已解释清楚了的当代，我们来读史，往往会有意外触动。毕竟我们精神的血肉，是来自那些尘封中的纸页中间。
今人未可笑古人啊！尤其读张居正治国的史实，心头时常会弹出一些惊喜。
书生治国，他有着书生的优长，却没有迂腐之气。
在他治下，大明边防的重振，除了审慎用将之外，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思想。之所以说是正确，就在于“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当已说滥了的时候，就等于没说。
我们往往会看到，中国哲学“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则好象要更流行一些。
张居正当国之初，他对大明的国力有过很客观的估量。鞑靼虽然已由强转弱，但大明自己亦是千疮百孔。举大兵，征漠北，灭胡虏，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千年大梦。因此，他制定的国策是以抚为主，以战促和。
你不闹，就行了。我们各自放牛羊、种庄稼。这也很符合现代的地缘政治理念。
他看到，蒙古诸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各部时合时分，彼此也有攻杀。这就完全可以分而制之。他的策略，简略地说，就是“东制西怀”——拉住一个打一个。
西怀，就是对俺答诸部的怀柔。俺答基本可以说是老实了。封王满足了他的生平心愿，互市解决了饭锅的问题，他自然愿意长期纳贡就封，打仗对他并无好处。张居正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甚至赏赐给俺答部的丝绸、铁锅、茶叶，都要亲自去验看，不能有假冒伪劣。俺答的儿子黄台吉（体面一点儿的译法是“皇太极”）、弟弟昆都，都不大听老俺答的，时附时叛。张居正对这两人就实行又打又拉，还告诉王崇古要使离间计。总之，能吓唬住就行。
大明首当俺答部的要冲，是蓟门。张居正告诫边将：“在他镇以能杀敌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因这地方离皇陵乃至京城太近，不是打仗的好地方，所以千万“毋轻与战”。
近忧没有了，远忧也就不怕了。张居正的“东制”，是指对集中在辽东的土蛮等部要狠狠地打。
对鞑靼的这两大势力，采取冷热截然不同的对策，就能保证他们永远合不到一块儿，彼此心怀怨望。有了“东制”，“西怀”的这一部分在对比之下，就更为珍惜和平。有了“西怀”，横亘在蓟州、宣大之北，与大明形成呼应，“东制”的那一部分轻易也不敢杀过来。
张居正对这一套战略颇为得意，称“东制西怀，自有妙用”（《答吴环洲》）。
“西虏”的封贡是经过苦苦恳求才得到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背弃。而对“东虏”那帮家伙，就是他们来恳求封贡，也决不能同意，就是一个字“打”。假如同意了“东虏”的请求，鞑靼东、西两部就可能同时都看轻了这封贡，反而一个也拉不住了。
张居正自夸道：“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读史到此，又忍不住要拍案！大国战略，太愚蠢或太坦诚了，都是不行的啊。
即便对已经臣服了的俺答，张居正也不敢掉以轻心。俺答于晚年信奉了喇嘛教的黄教。黄教于明初兴起于青藏，后传入蒙古，信仰者众。俺答成了坚定的信徒之后，不失时机地利用宗教影响来扩大势力范围，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宾兔台吉在甘青一带建立佛寺，以笼络当地部落。
张居正看出了俺答的用意，便在这方面尽量优容，以此把这老英雄拴得更紧。明廷经常赐给俺答一些佛经；万历三年，还将俺答建立的新城“库库河屯”赐名为“归化”。归化在汉语里是“归化远人”之意，有民族歧视色彩，所以后来不用了，而使用了它的另一个古老的译名“呼和浩特”（青色的城）。
万历五年三月，信仰愈坚的俺答向明廷提出，要去青海做佛事（设醮）。四月，俺答的儿子宾兔台吉在青海也已建好了寺。兵部和张居正都认为俺答这样做，是事先征得朝廷同意的，便请旨予以批准，由万历皇帝亲自为西海寺赐名“仰华寺”。
谁想到，到了万历六年初，俺答竟带领大队人马浩荡西行，几乎是倾国而去。张居正觉得事态非同寻常，立刻命令三边总督和甘肃巡抚做好应变准备，留心俺答这家伙在历来无事的西北惹出什么麻烦来。又让宣大总督吴兑出面，劝俺答快快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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